林默到刑侦大队报到的第一天，没赶上开会。

早上七点半。

他刚把自行车停在市局车棚里，老雷就从楼里衝出来，手里拿著半个馒头，嘴里还嚼著。

“走，出事了。”

“什么事？”林默把帆布包背上。

“纺织厂东区，新娘子失踪了。”

两人上了吉普车，老雷开车，一手握方向盘一手拿著馒头，咬一口，嚼两下，掛挡，再咬一口。

馒头碎屑掉在座椅上，他也不管。

车子鸣著警笛往东开，路边的大妈们伸著脖子看。

林默从帆布包里摸出磨的发白的笔记本，又检查了钢笔確实是满著的，轻轻点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是他两辈子都推崇的名言。

纺织厂家属院东区，一排排红砖楼房，外墙刷著“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白漆掉了不少。

楼与楼之间种著梧桐树，树干上用石灰水刷了半截白。

报案的是新郎的父亲，姓王，车间主任。

五十多岁，头髮花白，穿著一件蓝色的確良工作服，站在单元门口，两只手不停地搓，搓得手心发红。指甲缝里有黑色的机油。

他看见警车来了，迎上来想说话，嘴唇哆嗦了两下又闭上了。

老雷和林默上了三楼。

楼梯间堆著蜂窝煤和啤酒瓶，绿油油的码得整整齐齐一股酸菜味从楼道里飘出来，墙上贴著一张“五好家庭”的奖状，已经发黄了，甚至边角还翘了起来。

门开著，屋里坐满了人。

亲戚、邻居、厂里的领导，把客厅挤得满满当当。

有人在哭，有人在劝，有人在抽菸——烟雾繚绕，熏人眼。

老雷皱著眉头拿出工作证，喊了一声：“警察！閒杂人等都出去！別破坏现场！”

人群慢慢散了。

林默把门关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副白手套戴上。

棉线的，指腹位置有橡胶颗粒，增加摩擦力，避免污染物证。

这是他从档案室的一本翻译刑侦书里学到的手法。

新郎叫王建国，二十五岁，纺织厂技术员，白白净净，戴一副黑框眼镜，镜片上有指纹也不管。

他坐在沙发上，双手抱著头，整个人缩成一团。

老雷搬了把椅子坐在他对面。

“昨晚到底怎么回事？”

王建国抬起头——眼睛红肿，眼白上全是血丝，嘴唇乾裂，起了一层白皮，仿佛是哭了一夜。

他的声音发涩，喉咙像卡了东西。

“昨晚我们喝了交杯酒，秀兰就说累了先去睡了。我在客厅看电视看到十点多，进臥室的时候她就不在了。”

“你確定她睡了？”

“我亲眼看见她躺下的。”

“然后呢？”

“我出去找了，在小区里转了一圈没找著。我以为她回娘家了，就没在意然后自己睡了。今天早上我打电话去她娘家，她妈说她没回去，我才慌了。

他说话的时候声音发抖，喉结上下滚动，手指在膝盖上无意识地搓动，指甲剪得很短，但指尖有一圈淡淡的黑色——那是长期接触机油留下的，洗不掉。

老雷皱著眉站起来，走进臥室。林默跟在后面。

臥室不大，一张双人床，一个三开门衣柜，一张梳妆檯。

床上铺著大红色的床单，绣著鸳鸯戏水的图案，红色的绸面在灯光下反著光。

床头柜上放著一杯茶，搪瓷缸子，上面印著“劳动最光荣”，缸子边缘磕掉了一块瓷。茶杯旁边是一包没拆封的红双喜香菸，还有一盒江城火柴厂出的火柴。

床铺得很整齐。

被子叠成豆腐块，稜角分明，四个角都掖进去了。

枕头没有压痕，羽绒枕头，按下去会慢慢弹起来，但表面平整得像没睡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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