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沈逸川老实说。

“那你这水平是从哪儿来的？”林婉清的目光里有惊讶，“这个开篇，刺杀李海丰这段，写得像是你真的在场一样。那种紧张感、压迫感，不是编得出来的。”

沈逸川没有接话。

他能说什么？说他前世看了五百遍《潜伏》，把台词都背下来了？还是说原主真的在军统干过、那些细节原封不动就是他经歷过的事？

“你別问来歷，”他含糊地说，“你就说，能不能卖出去？”

林婉清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她把稿纸翻到某一页，指著上面一段说：“你这里写余则成连夜赶回军统局匯报，戴笠亲自接见了他。然后你描写了戴笠的办公室——墙上掛的地图、桌上摆的茶杯、窗帘的顏色，这些都很真实。”她顿了顿，“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写戴笠，涉及的细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为胡蝶私运物资的那件事。”林婉清的声音压得很低，“这件事是真的吗？”

沈逸川沉默了。

胡蝶是民国影后，戴笠对她有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据传戴笠曾动用自己的关係网，为胡蝶从沦陷区私运了一批贵重物资。这件事在军统內部是公开的秘密，原主亲眼见过那批物资的单据。

“是真的。”他说。

“那你就不能写。”林婉清的口气很坚决，“戴老板虽然死了，但他的旧部还在台湾。你写他为胡蝶私运物资，等於是把戴老板的私生活公之於眾。那些人会放过你吗？”

沈逸川没有立刻反驳。

他知道林婉清说得有道理。戴笠1946年坠机身亡，死后蒋介石给了他极高的评价。军统系统的人提到戴笠，至今还是那两个字——“戴老板”，语气里带著敬畏和怀念。如果他写戴笠的私德瑕疵，等於是在戴老板的坟头蹦迪。

更何况，原主的记忆告诉他，戴笠对他有知遇之恩。

1933年，沈逸川刚从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毕业，被分配到特务处当一个小小的行动队员。是戴笠把他从一堆新人里挑出来，送他去特训班深造；后来升少將的时候，也是戴笠在蒋介石面前提了他的名。虽然1947年他被边缘化的时候戴笠已经死了，但那份恩情，原主记了一辈子。

“我理解你的顾虑，”沈逸川放下手中的笔，“但我得跟你说明白一件事——读者看谍战小说，看的是什么？看的就是真实感。如果我把所有的真事都抹掉，只剩下一堆虚头巴脑的编造，谁会花钱买？”

“那也不能拿戴老板开刀。”

“我没有开刀。”沈逸川说，“我只是写了那么一句半句，根本没有指名道姓。知道的人看得出这是戴笠，不知道的人就当做是普通的情节。再说了——”他想了想，换了一个角度，“戴老板已经死了六年，他的旧部就算有意见，也不敢因为一本小说里的几句话就跳出来闹。闹了，就等於承认小说里写的是真的。”

林婉清沉吟良久。

她知道沈逸川说的有道理，但她更担心的是后果。这个女人跟了他十几年，见过太多因为一句不该说的话而身陷囹圄的人。

“你要写，我不拦你。”林婉清最后说，“但你得答应我——能刪的就刪，能不写就別写。”

沈逸川点了点头，但心里想的是：该写的还是得写。

那一夜，他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后来索性不睡了，坐到桌前把这些段落重新过了一遍。他做了一些调整：去掉了一些过於直白的细节，但保留了戴笠那段的核心衝突，只是在描写上更加隱晦，没用胡蝶这个名字，毕竟这个女影星现在还活跃在影坛上，他怕以后在香港真碰了，被她给告了。

真实，但不露骨。

这是他定下的写作原则。

接下来的几天，沈逸川进入了一种近乎癲狂的写作状態。

每天鸡叫头遍就起来，坐到桌前写，写到日上三竿才停下来吃口饭。吃完饭又坐到桌前，写到天黑。天黑之后点上油灯，写到半夜。林婉清催他睡觉，他嘴上答应，手却不停。

稿纸用完一张又一张，墨研了一遍又一遍。他的字从前是標准的馆阁体，工整但缺少生气；现在写著写著，笔锋反而放开了，横竖撇捺之间有了力度，像是压抑了半辈子的东西终於找到了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