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到那个他从未见过的女人——吴景中的太太。她不知道自己的丈夫为什么被抓，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吃上饭。她只知道，有一天早上，保密局的人来了，把丈夫带走了，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她不知道，那个把她丈夫写进小说的人，正在几千公里外抽著烟。

沈逸川把烟掐灭，走到打字机前，没有打开。

他想起自己曾经说过的话——“我写小说，只为养家餬口”。这句话他说了很多遍，对林婉清说，对张一鹤说，在声明里对全香港说。他以为自己说的是真的，以为只要说服自己相信，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写下去。

但现在是吴景中，下一个会是谁？

他不知道。

他唯一知道的是，他不能后退。退一步，全家人都得死。

与此同时，台北“总统府”的办公室里，蒋介石正在对保密局进行全面整肃的指令上签字。

那份指令是他亲自起草的，措辞严厉，要求对每一个曾与中共有过接触的军官进行重新审查。不管是主动接触还是被动接触，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一律纳入调查范围。

“军统也好，保密局也好，”他对身边的幕僚说，语气里带著一种冷硬的决绝，“都要给我洗乾净。我不希望看到第二个吴景中。”

幕僚点头称是，拿著指令出去了。

蒋介石一个人站在窗前，望著院子里那几棵修剪整齐的松树。他没有看吴景中的案卷，也没有看沈逸川的小说。他不看小说，不看那些在他看来“上不得台面”的东西。但他知道，那些东西正在以一种他控制不了的速度扩散。

一本书，一个人，一句话——就能把三十年的基业动摇。

他忽然想起戴笠活著的时候。如果戴笠还在，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但戴笠死了，1946年就死了。他死了之后，军统变成了保密局，毛人凤接了手，一切都变了。

变得更乱。

蒋介石转过身，走回办公桌前，拿起那份指令的副本看了一眼。他满意地发现，自己在“从严、从速、从重”三个词下面都划了横线。

整肃令下发的第二天，保密局內部就炸了锅。

每个科室都在开会，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份调查问卷。问卷的问题很细——什么时候入的党、什么时候加入军统、在大陆期间接触过哪些中共方面的人、有没有参加过中共方面的活动、有没有收到过来自中共的策反信件、身边有没有可疑的人。

有人老老实实地填，有人避重就轻地填，有人把问卷揉成一团扔进纸篓，第二天被同事捡起来交了上去。

告密、检举、揭发，这些曾经用在別人身上的手段，现在用在了自己人身上。

一个在电讯处干了十五年的老科长，因为1944年在重庆的一次会议上跟一个后来被证实是共谍的人握过手，就被叫去审查了三天。审查结束之后他被放了出来，但位置已经被人顶了。

一个行动处的副处长，因为1948年在南京跟一个后来去了延安的朋友吃过一顿饭，被停职调查。

人人自危。

没有人知道下一个被叫去谈话的会是谁。也没有人知道，沈逸川那份声明里说的“保密局在大陆潜伏人员名单”到底是真是假。如果是真的，那份名单上会不会有自己的名字？如果是假的，为什么保密局的反应这么大？

这些问题没有人能回答，但每个人都在问。

沈逸川是在香港的报纸上看到“保密局全面整肃”的新闻的。新闻很短，只有几十个字，但意思很清楚——台湾方面正在对情报系统进行內部清洗。

他把报纸放在桌上，沉默了很久。

林婉清走过来，看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报纸。

“会连累更多人吗？”她问。

“会。”沈逸川说。

“那你后悔写《潜伏》吗？”

沈逸川没有立刻回答。他想了想，然后说了一句让林婉清意想不到的话。

“后悔。但也不能不写。”

林婉清没有追问。她懂他的意思——后悔是因为连累了无辜的人，不能不写是因为如果不写，饿死的就是自己的家人。这是一个死结，怎么解都是错。

窗外的天已经黑了，九龙塘的街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把街道照得半明半暗。楼下的便衣还在，换了一个人，靠在电线桿上看报纸。

沈逸川拉上窗帘，在打字机前坐下。

他没有写小说，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了一句话：

“每一个写故事的人，手里都握著別人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