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从山谷里灌进来，被院墙挡了一下，打了个旋，正好兜在白公馆二楼那几个房间的窗户上。玻璃不够厚，窗缝不够严，冷风从不知什么地方钻进来，带著一股潮湿的霉味。沈醉把棉袄裹紧了，还是觉得后背发凉。

他已经看完《潜伏》有一阵子了。那本卷了边的单行本在战犯们手里传了一圈，最后又回到了他的枕头底下。现在他追的是《悬崖》的连载——不是单行本，是剪报。管理员每周会把《香港商报》钉在一起，传给他们看。剪报的边角有些毛了，摺痕处几乎要断裂，他每次翻的时候都很小心，怕弄破了就没得看了。

周乙说：“我已经很久不记得自己是谁了。”

沈醉读到这句话的那天下午，重庆难得出了太阳。阳光从铁窗的缝隙里斜斜地照进来，落在他的床铺上，把那条洗得发白的军毯晒出了一点暖意。他坐在床沿上，把那条剪报反覆看了几遍。手指捏著纸边，微微用力，指节泛白。

他把剪报放下，在床边坐了很久。

“我干了一辈子特工，”他后来对徐远举说，声音不大，像是在自言自语，“看到这句话，我想到的是——我到底是谁？”

徐远举正蹲在墙角看一本破旧的杂誌，听到这句话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徐远举没有接话，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接。他们这些人，从进入军统的那天起，就学著用假名、假身份、假履歷。演了太多年，有些人真的把自己演丟了。沈醉是，他徐远举也是，周养浩也是。

“你问自己是谁？”徐远举把杂誌合上，放在膝盖上，“我告诉你，你是沈醉。云南站站长，少將——不对，你后来是中將？我都记不清了。你看看，连军衔都记不清了，还能记得什么？”

沈醉没有回答。他靠在床头的墙上，墙皮有些脱落，灰白色的碎屑蹭在他的棉袄上，他没有拍掉。

“远举，”他忽然叫了徐远举的名字，“你说，我们要是能把那些事写出来——”

“写出来？”徐远举打断了他，“写什么？写你当年在云南怎么抓人、怎么杀人？写了给谁看？”

沈醉沉默了一会儿。“写小说。”

徐远举愣了一下。“小说？”

“对。”沈醉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说得很清楚，“把那些不能说的事，用小说写出来。沈逸川能写，我为什么不能？”

房间里安静了片刻。徐远举看著沈醉，目光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嘲讽，不是惊讶，更像是一种“你也动了这个念头”的瞭然。

“你还在白公馆，”他说，“写了也没人给你出版。”

沈醉苦笑了一下。那道笑意很浅，只是嘴角微微牵动了一下，眼睛里没有任何笑意。

“那就写出来。万一我被枪毙了，也可以当作遗言。”他顿了顿，喉咙上下滚动了一下，“证明我至少在这个世界上来过。”

徐远举没有接话。

关於“枪毙”这件事，管理所的人已经跟他们说过很多次了——政策是“一个不杀”。可他们不信。不是不信管理所，是不信自己的命。他们是特务，不是打仗的將军。打仗的人各为其主，胜负而已，输了最多算俘虏。特务不一样。他们手上沾过血，共產党的人的血。那些年被他们抓进渣滓洞、白公馆的人，那些在刑讯室里被折磨得不成人形的人，那些在歌乐山下被枪决的人——每一个都是一笔债。这么多债堆在一起，偿得清吗？

沈醉不信自己还能活著出去。

徐远举也不信。

周养浩更不信。

所以他们每天活著，像是在等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落下来的判决。该吃饭吃饭，该学习学习，该劳动劳动。谁也不会把“怕死”两个字掛在嘴上，但谁都知道，这间屋子里没有人不怕死。

沈醉从床铺下面摸出一支铅笔和一叠稿纸。

稿纸是管理所发的，用来写思想匯报的。纸不厚，质量也粗糙，铅笔写上去会渗墨，字跡有些模糊。他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在第一页纸的最上面写了一行字——“军统秘闻”。

四个字。毛笔字练出来的功底还在，即使是铅笔，笔锋也带著硬朗的骨力。

徐远举凑过来看了一眼，没有评价。他退回自己的床铺，重新拿起那本杂誌，但半天没有翻一页。

沈醉盯著那四个字看了很久。铅笔停在纸面上，笔尖悬在“军统秘闻”下面大约一寸的地方。他在想要从哪里开始写。从十七岁考进军统写起？从第一次执行任务写起？从第一次杀人写起？还是从戴笠死的那一年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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