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知道。那些年的记忆太多了，多到像一堆乱麻，理不出头绪。他在军统干了二十多年，从一个最底层的小特务爬到云南站站长的位置。经手的案子数以百计，见过的人成百上千，听过的话更是数不清。这些事像一只胀满的旧书柜，一开门就会全部倒出来。

他想起沈逸川。那个人靠著写军统那些事，在香港养活了一家老小，还成了香港最火的作家。沈逸川写的是假的吗？不全是。很多事沈醉从剪报上读到的时候，觉得“这不就是我们当年做的事吗？”一模一样，只是换了名字、换了地点。那个余则成，那个翠平，那个顾秋妍——名字是假的，事是真的。

沈醉没有动笔。他把那摞稿纸放在枕头下面，和那本《潜伏》放在一起。

白公馆二楼的灯光在晚上九点准时熄灭。

整个楼陷入了黑暗，只有走廊尽头的壁灯还亮著，昏黄的光透过门上的小窗，在地面上投下一块模糊的亮斑。沈醉躺在床铺上，没有睡著。他睁著眼睛看著天花板，天花板在黑暗中什么也看不见，但他的目光落在那里，像是能看到什么別人看不到的东西。

他把手伸到枕头下面，摸到了那叠稿纸。

纸的触感粗糙，边缘有些扎手。他的手指在纸面上轻轻摩挲著，像是在抚摸一件珍贵的、不可替代的东西。然后他的手沿著纸边往下，碰到了那本《潜伏》的封面。封面的书脊已经断了，书页鬆散，每次翻都要小心別掉页。

今夜他没有拿出来。他只是摸。

那么多年的特工生涯，那些不能说的事。什么时候才能变成字，写在纸上，被人看到？沈逸川能做到，是因为他在香港。在香港，有人给他出版，有人给他连载，有读者等著看他的小说。可在白公馆呢？就算写出了字来，又能送到哪里去呢？谁又会冒险把这些文字送到外面呢？

他翻了个身，把枕头往下按了按，压住了那些纸。

徐远举在上铺翻了个身，木板床发出吱呀一声。过了一会儿，徐远举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闷闷的，像是捂在被子里说的。

“沈醉，你真打算写？”

“嗯。”

“写什么？”

“写那些事。”沈醉的声音很低，低到像是怕惊动什么，“写军统，写那些人，写那些年。”

“写出来又能怎么样？”徐远举的声音里带著一种说不清的苦涩，“你在白公馆，写了也没人能看到。”

沈醉没有回答。他知道徐远举说得对。写了也没人能看到。但如果不写呢？那些事就烂在肚子里了，跟他一起埋进土里，再也没有人知道。而沈逸川呢？沈逸川在香港，想写什么写什么，写了就有人看，看了还有人哭有人笑有人送锦旗。

他忽然觉得很不甘心。

不是对沈逸川不甘心。是对自己的命运不甘心。同样的身世，同样的职业，同样的经歷。一个在外面成了知名作家，一个却被关在战犯管理所里，连写几个字都要偷偷摸摸。

他把手从枕头下面抽出来，闭上了眼睛。睡不著。被窝冰凉，脚很久都暖不过来。铁窗外面隱约有风声，低沉的、持续的，像是有人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哭。

沈醉不知道沈逸川此刻正在九龙塘的书房里打字，不知道他刚刚写完顾秋妍被救的那一章，不知道林婉清端了一碗热汤圆放在他手边。他只知道，那个在香港写小说的人，曾经跟他在同一个系统里待过，穿过同样的军装，喝过戴笠的同样的“栽培”的酒。如今两人天各一方，一个在尖沙咀的书房里飞键盘，一个在白公馆的铁窗下摸稿纸。

谁更幸运？他说不清楚。

只知道今夜，怕是睡不著了。

他把棉被往上拉了拉，盖住了半张脸。被子上有阳光晒过的味道——今天下午刚晒过的，管理所每周组织他们晒一次被褥。这个味道曾经是他熟悉的，在云南、在重庆、在南京，每一次行军、每一次转移，被子都是这么晒的。只是那时候，晒被子的人不是管理所的战士，是他的勤务兵。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把那四个字又默念了一遍。

“军统秘闻。”

什么时候才能写完？还能不能写完？他不知道。但他知道，他要写。哪怕没有人看，哪怕写完了也只能塞在枕头下面，烂在那里。他要写。

因为沈逸川能写。

他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