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香港的雨不大，淅淅沥沥的，从早上一直下到傍晚，把九龙塘的街道浇得湿漉漉的，梧桐树的枝丫上掛满了水珠，风一吹就簌簌地往下掉。

王升坐在旺角一家旅馆客房里，窗帘半拉著，光线昏暗。桌上摊著几份《大公报》，剪报用回形针別在一起，边角被手指翻得起了毛。菸灰缸堆满了菸头，有些只抽了一半就掐灭了，菸嘴上有深深的牙印。他已经在这个房间里待了三天，吃的是楼下茶餐厅的外卖，睡不到五个小时。毛人凤的急电还压在手边——“三天之內，查出『一民』是谁。”

今天就是第三天。

他把最后一份剪报放下，揉了揉太阳穴。这篇“军统秘闻”他读了不下十遍，每一个字都刻在脑子里了。文风扎实，不煽情，不卖弄，细节具体到日期、地点、人名。写毛人凤的那段——“谦卑恭顺”“手比谁都狠”——他读的时候后背发凉。这不是外人能写出来的。写的人一定在军统內部待过，而且级別不低。但“一民”这个署名没有任何线索，没有地址，没有真实姓名，稿子只出现在《大公报》上，其他报纸没有转载。这说明作者与《大公报》有直接联繫，也许是熟人，也许是特约。

王升决定从《大公报》內部入手。他不认识《大公报》的人，左派报纸的编辑，保密局向来不接触。但他认识一个中间人——老吴，在南洋做橡胶生意，早年跟军统有过合作。老吴跟《大公报》印刷厂的一个排字工人有交情，姓黄，四十多岁，好赌，欠了一屁股债。这种人最好收买。

他在旅馆等了一上午。十一点刚过，敲门声响了，三下，不轻不重。王升打开门，老吴站在门外，身后跟著一个瘦高的男人。四十多岁，脸色蜡黄，眼袋很深，穿著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袖口磨出了毛边。他站在门口，两只手插在裤兜里，目光躲闪，不敢跟王升对视。

“王先生，这是老黄。”老吴侧身让了让，压低声音，“他在《大公报》印刷厂干了好几年了。”

王升把两个人让进屋，关上门。茶楼雅间太显眼，旅馆房间更方便，隔音也好。他请老吴和老黄在沙发上坐下，自己坐在床沿上，与对面的人隔了一张茶几。茶壶里的水已经凉了，他没有去换，给自己倒了杯凉茶，端起来喝了一口。

老黄坐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来回搓著，像是有点紧张。王升打量了他几秒钟，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一只牛皮纸信封，厚厚一叠，放在茶几上，推到老黄面前。老黄的目光落在信封上，喉咙上下滚动了一下，伸出手，又缩了回去。

“黄师傅，”王升的声音不大，但很平稳，“我想知道『一民』的稿子是怎么到报社的。是谁送来的，还是邮寄的，有没有联繫方式。”他把信封往老黄面前又推了推，“只要你说实话，这就是你的。够你还清赌债，还能剩不少。”

老黄盯著那只信封看了几秒钟，伸手拿起信封，没有打开，塞进了工装內兜里。他的动作很快，像是怕被人看见，又像是怕自己反悔。他把拉链拉好，拍了拍，確认信封不会掉出来。然后他抬起头，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三个人能听见。

“王先生，我说了，你可別跟別人讲是我说的。”王升点了点头。老黄舔了舔嘴唇，把声音压得更低了。“『一民』的稿子不是作者直接送来的，甚至没经过编辑之手。每次都是主编亲手交给印刷厂的，亲自交代排版要优先，不能耽搁。”

王升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稿子是从哪里来的？邮寄的？还是有人送来的？”

老黄摇了摇头。“不知道。稿子到我们排版车间的时候，已经是誊清稿了，没有信封，没有地址。谁送来的、从哪儿来的，只有主编知道。我们只管排版。”

王升沉默了一会儿。“你们主编是什么人？”

老黄想了想，说：“姓林，四十出头，戴眼镜。听说是早年参加过抗战，后来从大陆到香港的。”他顿了顿，像是在回忆什么，又像是在犹豫该不该说，“我听车间里有人讲，林主编跟中共那边的人有来往。有时候会有一些『特殊』的稿子交下来，不经过正常的投稿渠道，直接送到他手上。”他把“特殊”两个字说得很轻，像是在说一个不方便大声讲出来的词。

“什么『特殊』的稿子？”王升追问。

老黄摇了摇头。“不晓得。我不问那些事，只管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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