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升没有再问。老吴识趣地站起来，拍了拍老黄的肩膀。“走吧。”老黄连忙站起来，跟著老吴往门口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王升一眼，嘴唇动了动，想说点什么，最终还是什么也没说，推门出去了。门关上了，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王升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点了一根烟。烟雾在昏暗的光线中缓缓升腾，模糊了他的脸。他的脑子里在飞速地转——主编亲自交代，稿子来源不明，与中共有关係。这不是一条普通的投稿线索，这是一条有组织、有背景的信息渠道。如果把“一民”跟中共联繫起来，这件事的性质就变了——不是某个老军统閒得无聊写回忆录，是有人在有组织地利用这些材料。

他本想直接去接触那个姓林的主编。但转念一想，《大公报》是左派报纸，背后有中共背景。如果贸然行动，不仅查不出结果，还可能引发外交纠纷，甚至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他想起上次阮清源在香港活动被英国警方警告的事，那次的教训还不够深吗？他决定先把情况匯报给毛人凤，让上面定夺。

电话打到台北保密局，接线员转了两道，毛人凤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沙哑，带著一种压抑不住的烦躁。“查到了吗？”

王升把从老黄那里得到的情报一五一十地匯报了一遍。他说得很快，但很清楚，没有添油加醋，也没有隱瞒什么。毛人凤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王升以为他掛了电话。

“一定是中共的阴谋。”毛人凤终於开口了，声音冷得像铁，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他们想用军统的丑事来打击我们。这些材料，不是一般人能拿到的。但作者如果不是军统內部的重要人物，不可能知道那么详细。这个人一定是叛徒，投靠了中共，现在被中共利用来写这些东西。”

王升顺著毛人凤的思路想下去，也觉得有道理。中共在香港有情报网络，有宣传渠道，《大公报》就是他们的阵地。如果他们手里有一个投诚的军统高层，利用他来写这些文章，既能打击国民党，又能为中共的宣传造势，一举两得。但问题是——这个人是谁？他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可能的人选：曾在军统任职、后投共的，有几个人，但那些人要么不在香港，要么已经去世了。符合“了解大量內幕”“级別够高”“还活著”三个条件的，他一时想不出。

毛人凤在电话那头又说了一句：“不管是谁，都要查出来。这个人不查出来，我们谁都別想安生。”

王升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那个一直堵在嗓子眼的问题说了出来。“局座，会不会是沈醉他们？那些人被俘之后——”

“不可能。”毛人凤打断了他，语气篤定得像是在说一加一等於二，“沈醉他们早就被枪毙了。共產党不会留他们的命。那些將军们可以当战俘养著，军统的人？手上沾了多少血？共產党能放过他们？”

王升没有反驳。保密局一直对外宣称，那些手上沾满共產党鲜血的特务，被俘后已经全部被枪决了。连毛人凤自己都信了——按他们的逻辑，国民党將军被俘还能活，军统特务被俘怎么可能不枪毙？王升自然也深信不疑。他完全没想到白公馆里那些人还活著，还在写。他的思路被“已被枪决”这道墙堵得死死的。

“局座，”王升斟酌著措辞，“与其大张旗鼓去查一个查不到的人，不如暂时冷处理。读者都是健忘的，过几天就没人记得了。如果继续追查，反而会让更多人关注『一民』，到时候更难收场。”

电话那头沉默了。沉默了很久。王升能听到毛人凤的呼吸声，粗重，不均匀，像是一个人在黑暗中慢慢往前走，不知道前面是墙还是悬崖。他等了大概有半分钟，也许更久。然后毛人凤的声音响了起来，沙哑，疲惫，像是一个人在深夜里跟自己说话。

“就这样吧。你继续在香港盯著，有新的情况隨时报告。”

掛了电话。听筒里传来一声沉重的嘆息，然后就是嘟嘟嘟的忙音。王升握著话筒，停了几秒钟，才放回去。那一声嘆息在他耳朵里响了很久，像一块石头沉进了水里，涟漪散不开。

他站在窗前，看著窗外的雨。九龙塘的街灯已经亮了，光晕在雨中化成一团一团的黄晕，梧桐树的枝丫在灯光中投下交错的影子，像一幅铁画。远处的海面上有几艘渔船的灯光，明灭不定，像是谁在黑暗中慢慢地眨眼。他忽然想起沈逸川。那个人也在写军统，但他写的是小说，是编的。“一民”写的是真事。小说再真也是编的，回忆录再平淡也是真的。读者分得清吗？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毛人凤被这些“真事”气得住了院，而他连对方是谁都查不出来。

他摇了摇头，把菸头掐灭在菸灰缸里，拉上窗帘。窗外的雨声淅淅沥沥的，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一本永远翻不完的书，又像是有人在替他嘆气——別查了，查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