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华没有追问，但他看沈逸川的眼神变了。从“合作者”变成了“请教者”。之后的拍摄，他会时不时地转过头来问沈逸川：“这个角度行不行？”“这个光线怎么样？”“你觉得演员的走位应该往左还是往右？”

拍到丁修和靳一川对峙的戏，演员的站位让沈逸川觉得不舒服。两个人面对面站著，中间隔了大约一臂的距离，刀尖够不到对方，张力不够。沈逸川走过去，对扮演丁修的演员说：“你离他再近半步，刀尖几乎碰到他的喉咙。”演员照做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半臂，木刀的刀尖悬在靳一川喉结前方不到一寸的位置。监视器里的画面瞬间有了压迫感——观眾能感觉到那把刀隨时会刺出去。

副导演在旁边看著，小声对场记说：“这编剧真厉害。”场记点点头，在剧本上记了点什么。第二天，剧组的人开始叫沈逸川“沈老师”。副导演喊“沈老师来看看这个”，场记递剧本时说“沈老师您签个字”，武行的人问他“沈老师，这个动作您觉得行不行”。沈逸川不太习惯，每次听到都会愣一下。他想起在军统的时候，別人叫他“沈將军”。將军和老师，一字之差，天壤之別。

中午在片场吃盒饭，沈逸川蹲在角落里，跟几个武行聊天。盒饭是叉烧饭，叉烧切得厚，肥的多瘦的少，米饭硬。沈逸川不挑剔，吃得很快。武行的人问他：“沈老师，您怎么想到那些镜头的？我们拍了这么多年戏，都想不到。”

沈逸川笑了笑，把饭盒里最后一块叉烧塞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看多了就会了。”他没有提后世，没有提那些他在出租屋里一个人看到深夜的电影。那些画面是他一个人的秘密。

武行的人还想再问，副导演喊开工了，几个人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跑回片场。

下午收工前，陈国华把沈逸川拉到一边。摄影棚的角落堆著一些旧道具，落满灰尘，空气里有木头和油漆混合的味道。陈国华靠在墙上，手里拿著那叠被翻得起了毛边的分镜图，语气诚恳。

“沈先生，后面的拍摄，您多费心。这个组里，您是最懂《绣春刀》的人。”

沈逸川想说“我只是编剧”，但没说出口。他看著陈国华的脸，那张脸上没有客套，没有敷衍，是真心的。他点了点头。“我会的。”

1953年的香港电影，技术有限。没有威亚，没有特效，没有慢动作。打斗场面几乎是从京剧中借鑑过来的——动作夸张，招式分明，你一招我一式，像在舞台上表演。沈逸川看著武行排练打斗戏的时候，心里觉得不对。真正的打斗不是那样的，真正的打斗是快的，是乱的，是几秒钟就分出生死的。但他没办法。没有威亚，人飞不起来；没有特效，刀光剑影只能靠演员的表演。他试著跟武术指导沟通，说能不能打快一点，不要一招一式都交代得那么清楚。武术指导看了他一眼，说：“太快了观眾看不清。”沈逸川想了想，觉得也有道理。1953年的观眾，没见过后世那些快节奏的打斗场面，他们习惯的是京剧式的动作，一下一下，清清楚楚。他不再坚持了。至少有一点不用担心——1953年的观眾也没见过特技，他们不会觉得这个电影假。在他们眼里，这就是真实的。

晚上回到家，沈逸川洗了手，坐在餐桌前。林婉清端著菜从厨房出来，把盘子放在桌上，在他对面坐下。三个孩子已经吃完了，在屋里写作业。客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今天怎么样？”林婉清问。她给他夹了一筷子青菜，放在碗里。

沈逸川端起碗，扒了一口饭，嚼了嚼，咽下去。“还行。他们叫我『沈老师』，我都不好意思。”他笑了一下，那笑容有些靦腆，不像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倒像一个被老师表扬了的中学生。他讲了丁修的雨戏，讲了光线的调整，讲了演员走位的建议。越讲越起劲，筷子在手里比划著名，模仿丁修翻柵栏的动作。林婉清听不太懂——她不懂什么是低角度仰拍，不懂什么是侧光，不懂为什么刀尖离喉咙近半步就会有压迫感。但她看他说得高兴，嘴角弯了一下，也跟著高兴。她给他碗里又夹了一筷子菜，没有打断他。

夜深了，林婉清靠在床头叠衣服，沈逸川坐在旁边，手里拿著那本牛皮纸封面的笔记本，在写明天的拍摄备忘。

“你以前在军统，是不是也做这些？”林婉清问。她的手指在衬衫的领口上抚平褶皱，动作很慢。

沈逸川想了想，摇了摇头。“军统不教拍电影。这些都是——”他顿了一下，把“后世学的”咽了回去。他不能说，那些镜头是从后世的电影里看来的；他不能说，那些光影技巧是他一个人在出租屋里一格一格暂停学来的。他低著头，铅笔在纸面上顿了一下，留下一个小黑点。“都是自己琢磨的。”

林婉清没有追问，把叠好的衬衫放进衣柜，关上柜门。她在他旁边躺下来，把手搭在他的手背上。沈逸川把笔记本合上，放在床头柜上，熄了檯灯。窗帘没有拉严，月光从缝隙里漏进来，落在地板上。他在黑暗中睁著眼睛，想起那些年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看电影的夜晚，屏幕的蓝光打在他的脸上，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那时候他从没想过，有一天那些画面会变成真的——会有人在片场叫他“沈老师”，会有人照著他说的方法调整灯光、移动机位，会有一个叫丁修的人，在雨中，在阳光下，在所有人的注视下，活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