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沙龙在特定圈子里以开放和高质量討论著称，常客包括几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一位经常在《双周评论》上撰稿的激进评论家、一位对『颓废派』艺术感兴趣的贵族子弟，还有几位大学里的年轻讲师。

“氛围据说是『思想前卫，但举止尚算得体』。”福尔摩斯简洁地匯报，“没有发现明显的负面传闻或危险关联。你可以將其视为一个较为安全有益的文学社交场合。”

查尔斯彻底安心了。

华生医生则开始像个真正的监护人一样，叮嘱他当晚要穿暖和些，带上备用的手帕和止咳糖剂，並且严格限定了最晚回家时间。

周四傍晚，查尔斯换上了他最好的一套西装——依旧是略显陈旧的款式，但熨烫得笔挺，努力维持著体面。

华生医生也穿戴整齐，充当了护卫与同伴的双重角色。

“一个理想的起点。”福尔摩斯看了看表，和他们一起出了门，“享受夜晚，先生们。或许能带些有趣的故事回来。”

“一定。”

马车载著他们穿过华灯初上的伦敦街道，驶向布鲁姆斯伯里区。

戈登广场23號是一栋乔治亚风格联排住宅，外观典雅而不张扬。应门的是一位举止得体的男管家，查验请柬后，恭敬地將他们引入宅內。

沙龙设在一间宽敞的客厅，墙壁是沉稳的深绿色，装饰著古典油画和来自异国的工艺品。空气温暖，混合著咖啡、茶、雪茄、香水以及旧书皮的味道。

大约有十五到二十位客人，男女皆有，衣著谈吐皆显身份。

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低声交谈，时而爆发出礼貌的笑声或激烈的辩论声。

查尔斯的入场並未引起太大骚动，毕竟“c. c. 凯普莱特”只是个刚出现一次的名字。

作为资深老伦敦兼文艺青年的华生在此刻大发神威，低声为他指点著人群中依稀可辨的几位出名人物。

梅里维尔夫人亲自迎接了他们。她是位四十岁左右的女性，容貌端庄，热情地称讚《被盗的桿菌》令人印象深刻，並亲自將他引介给几位在场的客人。

沙龙的討论天马行空，从最新的法国象徵主义诗歌，到达尔文主义与社会伦理的衝突，再到城市贫困问题，甚至有人提起了当时尚属前卫的心理分析概念。

查尔斯大多数时间扮演著一个倾听者的角色——毕竟这个沙龙里他听说过的人真的不多，或者说根本没有，更別提看过他们的作品了。

原主之前常驻牛津郡，更不认识这些伦敦的文艺界人士。

查尔斯谨慎地观望著，偶尔在询问到他时，就自己小说的科学背景或创作意图发表一些简短看法。他谦逊的表现，以及清晰的思路，还有那掩盖在病容下的年轻，反而引起了一些人的好感。

不过很显然並非所有人都怀有善意。

一位穿著时髦的中年绅士——查尔斯和华生都没听说过这人，后来通过消息灵通的福尔摩斯，他们才得知是某家激进小报的专栏作家——將话题引向了“进步”与“人性”。

他大肆抨击传统道德的虚偽，鼓吹纯粹的科学理性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弱者就该被淘汰，任何阻碍“进步”的情感与伦理都是迂腐的。

他的言论引起了一些人的皱眉，但也有人点头附和。沙龙的气氛变得有些紧绷。

忽然，这位中年绅士將目光转向了安静坐在一旁的查尔斯，语气带著一丝挑衅：

“凯普莱特先生，您的故事是如此精彩，以至於我们都有所耳闻——在您看来，如今的『科学进步』，是否配得上您这样的远见卓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