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离开后的第一个星期，林逸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几乎没有出门。

他坐在她的工位前，看著那些她没有带走的东西——数位屏的支架，几根充电线，马克杯下面压著的那张便签纸。便签纸上画著两个小人，中间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写著“走丟了”。他把便签纸叠起来，放进口袋，和那张杨梅树下的合影放在一起。

工作室里很安静。以前苏青在的时候，数位屏的触控笔会发出沙沙的声音，她画累了会伸懒腰，会哼歌，会忽然叫他一声“林逸”然后说“没什么，就是想叫你”。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只有空调外机嗡嗡的响声，和窗外偶尔传来的车喇叭声。

他不知道该干什么。公司的帐上还有不到十万块钱，墨江紫米的项目彻底停了，赵衍那笔钱虽然还清了，但欠二叔的十万、欠银行的十二万、欠朋友的七万，像几块石头压在他胸口。他把员工遣散了——其实也没什么员工，就是两个兼职的大学生，他给他们多发了两个月的工资，说“项目暂停了，以后有机会再叫你们”。其中一个问他还做不做，他说“不知道”。

他没有关掉公司。营业执照还掛在墙上，星元物语四个字还写在白板上。他只是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

不久后，林薇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很短：“苏青回云南了。”

他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没有回覆。他不敢问更多。怕她过得不好，他心疼；怕她过得好，他更难过。他不知道哪一种更让人难受。

2024年的秋天，林逸开始打零工。

他在一家快递分拣中心干了三天夜班。工作是站在传送带旁边，把包裹按区域分拣。凌晨两点的仓库里，机器的轰鸣声震得耳朵疼，空气里瀰漫著胶带和纸箱的味道。他旁边站著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姐，动作比他快一倍，一边分拣一边跟他说：“小伙子，你手太慢了，这样挣不到钱的。”他点了点头，加快了速度。第三天的时候，他的腰疼得直不起来，蹲在传送带旁边歇了几分钟，被组长看到了。“不想干就回去，別占著位置。”他没有说话，站起来继续分拣。干完那一晚，他拿了工资，没有再去了。

后来他去了一家餐厅做后厨帮工。洗菜、切菜、洗碗，从下午四点干到凌晨一点。主厨是个脾气暴躁的中年人，动不动就骂人。有一次他切土豆丝切得太粗，主厨直接把那盘土豆丝倒进垃圾桶，指著他说：“你他妈会不会切？不会切滚蛋。”他把刀放下，解了围裙，走了。出门的时候，老板娘追出来，递给他三天的工资，说了一句：“別跟他一般见识，他就那个脾气。”他说了声“谢谢”，把钱揣进口袋。

他还干过超市理货员。每天把货架上的商品摆整齐，把快过期的挑出来，把新到的补上去。那活不累，但极其枯燥。他站在货架前，把一瓶一瓶的酱油摆正，標籤朝外，间距均匀。有时候他会盯著某一件商品发呆——这瓶酱油从哪里来，经过多少道工序，被多少人经手，最后摆在这里，等一个人把它买走。他觉得自己也像一瓶被摆在货架上的酱油，等著被什么人拿走，但一直没有人来。

他还干过外卖骑手。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车，註册了平台帐號，每天从早跑到晚。杭州的大街小巷他跑了个遍，哪个小区哪个门能进，哪条路这个点会堵，他摸得门清。夏天最热的那几天，地表温度超过四十度，他戴著头盔，穿著防晒服，汗从额头淌下来，模糊了眼睛。他不敢停下来，停下来就没有单，没有单就没有钱。有一次他给一个写字楼送奶茶，电梯排队等了十几分钟。他爬了十二层楼梯，送到的时候用户已经取消了订单。那四杯奶茶他没有扔掉，蹲在楼梯间喝了两杯，剩下的两杯带回去放进了冰箱。

他还发过传单。站在商场门口，把一张张彩页塞进路人的手里。大多数人看都不看就扔进了垃圾桶，偶尔有人接过去扫一眼，又扔了。他站在那里，像个没有感情的派发机器，手递出去，收回来，再递出去。有人嫌他挡路，推了他一下，他没有吭声，往旁边挪了一步。

每一份工作都干不长。不是他干不了，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干。每天早上醒来，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今天要做什么”，第二个念头是“做这些有什么用”。他没有答案。他只是机械地起床、出门、干活、回来、睡觉。日子像一条没有尽头的传送带，他被放在上面，往前推，不知道推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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