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春天来了又走，夏天来了又走。

苏青的生活变成了一种固定的节奏：早上跟外婆下地，下午画画，晚上接稿。她学会了种菜，知道什么时候该浇水，什么时候该施肥，什么时候该搭架子。她的手粗糙了，指甲缝里开始有泥，跟外婆的手越来越像。外婆有时候会教她一些老法子——茄子长虫了不用打药，用菸叶水喷一喷就行；豆角架子要搭成人字形，风大的时候不容易倒。她听著，记著，觉得这些东西比那些商业画稿更有意思。

她画的速写本已经快用完了。从杭州带回来的那本，画了茶山、运河、灵隱寺、西湖，画了外婆的菜地、篱笆墙上的牵牛花、山间的小路。每一页都是她走过的路，见过的人。翻到最后一页，还是那颗种子，旁边写著“它还在。等你。”她每次翻到这里都会停一下，然后翻过去。

她开始尝试画一些自己想画的东西。不是客户的稿子，不是速写，是完整的、想表达什么的画。她画了一个女人站在窗前，窗外是一片空白的白。她画了一个人在黑暗中举著火把，火光照亮了一小片地，远处全是黑的。她画了一棵树，树干很粗，枝叶茂盛，但树根被砍断了，悬在半空中。

画完之后她看著那些画，觉得它们不完整。不是技巧的问题，是她自己缺了一块。缺了什么呢？她说不清楚。也许是被什么东西接住的感觉。以前她在杭州，画完一张图会拿给林逸看。他话不多，偶尔会说“好看”“这个顏色舒服”“这个人像二叔”。就那几个字，但她觉得自己的画被人看到了。现在她画完，保存，关掉，没有人看。外婆看不懂，客户不想看，她自己也不想看第二遍。

笔还是没有魂。她不再期待有人能看懂她的画了。不是不想，是不敢。

2025年秋天，她去了一趟大理。

不是去玩，是有一个大学同学在大理开了民宿，请她去帮忙画一些壁画。她坐了六个小时的火车，到了大理。洱海还是那个洱海，苍山还是那个苍山，跟大学时来写生的记忆重叠在一起。她在民宿住了五天，画了三面墙。一面画的是洱海的日出，一面画的是苍山的云，一面画的是白族的扎染图案。画完的时候，同学站在她旁边看了很久，说：“苏青，你画得真好。”

她说：“谢谢。”

“你是不是不开心？”

苏青愣了一下。“为什么这么问？”

“你的画里有东西。”同学指著那幅洱海日出，“你看这个光，明明是很温暖的，但你看久了会觉得冷。像是在笑，但笑著笑著就哭了。”

苏青没有回答。她把画笔洗乾净，装进包里。

在大理的最后一天，她一个人去了洱海边。租了一辆自行车，沿著环海路慢慢骑。风很大，吹得她的头髮往后飘。她骑到一处没有人的地方，停下来，坐在岸边的石头上。洱海的水很蓝，蓝得不像真的。远处有几个人在拍婚纱照，新娘穿著白纱，裙摆被风吹起来，新郎站在她身后，帮她压著裙角。她看著那两个人，忽然想起2023年春天的西湖边。她和林逸也坐在长椅上，她把头靠在他肩膀上，说“林逸，我真的来了”。他说“我知道”。那时候她觉得，他们也会那样，穿白纱，压裙角，拍婚纱照。后来呢？后来他们连一张合影都没有。除了那张在杨梅树下別人帮拍的，她甚至没有一张他们俩单独的自拍。

她坐了很久，直到太阳开始往下走。湖面上的光从金色变成橘红，从橘红变成暗紫。她站起来，拍了拍裙子上的灰，骑车往回走。

2025年的冬天特別冷。山里下了雪，不算大，薄薄的一层铺在屋顶和菜地上。苏青裹著外婆的旧棉袄，坐在火塘边烤火。外婆在纳鞋底，一针一针的，线穿过布料的声音在安静的老屋里格外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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