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没想好，但总比日后坐在办公室里面日復一日的处理那些重复的工作，我可坐不住，你是知道的。”

其实理察心中早就有了计划，德意志地区作为近代哲学的產地之一，向来酷爱思考。

只要能当了文化领袖，成为德国人的指路明灯，將德国这台战爭机器装上手剎，不然实在是想不到怎么对付那些极端民族分子。

日后再藉助老父亲的政治遗產，哼哼，不就是俾斯麦么。

“理察，你怎么跟那些自由派一样。”梅特涅愤愤地拍了桌子，“整天想著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是不是到了英国之后，跟那些鼓吹自由的作家混在一起。”

理察张了张嘴，想要解释，但梅特涅显然已经不想听了。

“出去！”

“父亲......”

理察並不想將自己的计划告诉老梅特涅，作为旧秩序的缔造者，恐怕无法接受大变吧。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梅特涅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咖啡杯都跟著晃了晃，“你给我回房间闭门思过，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再出来！”

理察看著老头子涨红的脸，知道再说什么也是白搭。

老梅特涅总是这样，早在理察幼年时期，就喜欢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培养理察，稍微有一点表现不好的地方，就是打骂禁闭起手。

再后来，待理察年纪稍长，反倒是用断生活费和秘密警察跟踪的方式，来维持作为父亲的权威，让理察不得不依赖他。

“行，我出去。”

闭门思过？想都別想。

他快步走向自己的房间，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往外看了看，然后將桌上的草稿塞进外套的內袋，又从衣柜里翻出一条围巾裹在脖子上，而后翻身上了窗台。

还好从小没少骑马击剑，身手还算利索，理察就这样轻轻鬆鬆的翻窗逃出，要不是场地不允许，他觉得自己甚至可以表演托马斯迴旋。

他拍了拍外套上的灰，沿著后院的矮墙摸到巷子里，头也不回地朝街口走去。

皮姆利科区的傍晚依旧笼罩在那层灰濛濛的煤烟之中，路灯刚刚点亮，昏黄的光晕在雾气里晕开，像是隔著一层脏兮兮的纱布在看世界。

走到街口的时候，他停下脚步，回头望了一眼那栋亮著灯的书房窗户。

老头子大概还在里面生闷气。

算了，让他气著吧，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

理察转身，沿著贝尔格雷路朝泰晤士河的方向走去。

......

离家出走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那么简单。

首先，他口袋里没几个钱，其次，他在伦敦认识的人虽然不少，但大多都是衝著老梅特涅的名头来的，真正能称得上朋友的人屈指可数。

理察在泰晤士河畔的长椅上坐了下来，河面上吹来的风带著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腥臭味，后来的人有巴黎综合症，现在的理察也患有伦敦综合症。

他望著对岸的灯火，忽然想起了一个人。

亚歷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

说起来，他跟赫尔岑的相识纯属偶然。

那是去年冬天的事，理察在伦敦的一家书店里翻找法文版的乔治·桑小说，旁边一个留著浓密鬍子的俄国人忽然用流利的法语问他是否也喜欢这位女作家。

两个人从乔治·桑聊到蒲鲁东，从蒲鲁东聊到黑格尔，从黑格尔聊到俄国农奴制和奥地利审查制度，一直聊到书店打烊。

后来理察才知道，这个俄国人就是赫尔岑——那个被沙皇政府通缉的流亡作家，《谁之罪》的作者，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灵魂人物。

赫尔岑比理察大了一些，但两个人却出奇地投缘。

也许是因为他们都是流亡者，也许是因为他们都对自己的祖国既爱又恨，也许只是因为赫尔岑的书房里永远有喝不完的伏特加。

总之，在伦敦这个阴冷潮湿的城市里，赫尔岑是少数几个让理察觉得聊天是一件愉快的事的人。

理察站起身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那就去投奔赫尔岑吧，反正那个俄国佬自己也是流亡者，现在这个时代也流行投靠朋友，总不至於把他赶出去。

从河畔到切尔西需要穿过大半个威斯敏斯特，他沿著街道步行，路过灯火通明的议会大厦，路过正在修建中的大本钟塔楼，路过那些在街角兜售报纸和火柴的赤脚孩童。

伦敦的繁华与贫穷从来都是这样肩並肩地站在一起，谁也不觉得尷尬。

片刻之后。

“理察？”赫尔岑的声音里带著惊讶，“你怎么来了？”

“离家出走了，”理察耸了耸肩，“能收留我一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