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察翻到下一页，继续念：

“扬·诺瓦克被判了三年苦役。宣判的那天，他的妻子站在法庭外面，怀里抱著他们最小的孩子，什么话也没有说。舒尔茨先生从法庭里走出来的时候，路过她身边，甚至还朝她点了点头，就像路过一个不相干的陌生人。”

“后来我听父亲说，那只银怀表其实从来没有丟过。舒尔茨先生的女儿安娜告诉我，怀表一直都在她父亲的书桌抽屉里，只是他忘了放在哪里。但没有人会为扬·诺瓦克翻案，因为一个斯洛伐克人的三年苦役，不值得让一个德意志文书承认自己弄丟了东西。”

“那年冬天特別冷，扬在苦役营里染了病，没能撑到来年开春。他的妻子带著三个孩子离开了拉德尼采，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镇上的人很快忘记了扬·诺瓦克这个人，就像忘记了一场无关紧要的雨。”

“但安娜记得，我也记得。”

“我记得那个秋天的下午，扬·诺瓦克站在法庭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他粗糙的手上，那双手修过镇上每一户人家的屋顶，却没有办法为自己撑起一片遮风挡雨的瓦片。”

理察念到这里停了下来，翻到最后一页。

“我后来问父亲，为什么好人会受苦？父亲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好到让好人不受苦的程度。”

“我又问：那我们能做什么？”

“父亲说：至少不要成为让好人受苦的人。”

“然后他走到窗边，望著院子里那棵老榆树，又说了一句。他说：理夏德，你知道吗，杀死一只知更鸟也是一种罪过。”

“我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知更鸟什么坏事都不做，它不吃人们种的庄稼，不毁人们的穀仓，它只是尽情地为我们唱歌，而人们却要杀死它——这才是最大的罪过。”

理察念完了最后一页，將稿纸放在膝盖上。

房间里安静了很久。

赫尔岑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那双眼睛盯著壁炉里快要熄灭的炭火，像是在看什么很远很远的东西。

理察没有打扰他，只是默默地给自己倒了一杯酒。

伏特加已经喝到第三瓶了。

“理察。”

赫尔岑的声音把他从思绪中拉了回来。

俄国人站了起来，把稿纸从理察膝盖上拿过去，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这一次他没有出声，只是嘴唇微微翕动，无声地跟著文字一行一行地读。

理察看著他翻页的手指，忽然有些紧张。

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並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想把前世读过的那个故事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讲一遍，把美国南方的种族歧视换成奥地利帝国的民族歧视，把黑人换成斯洛伐克人，把白人换成德意志人。

维也纳的宫廷说著德语，维也纳的法律用德语写著，维也纳的军队也唱著德语，而这个帝国里超过一半的人根本不会说德语。

赫尔岑的声音有些沙哑，“我的作品，读者读完以后可能会感到愤怒，但你的读者读完以后会说不出话来。毕竟愤怒可以发泄，可以遗忘，但沉默不行，一个人一旦沉默了，他就再也无法假装自己不知道。”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在斟酌措辞。

“你让读者不得不承认，他们自己就是旁听席上那些鼓掌的人。每一个人读到陪审团做出裁决的时候，都会觉得那是不公正的，但如果你问他们——如果你当时坐在那个法庭里，你会站出来说话吗？“

赫尔岑摇了摇头。

“没有人会。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寧愿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也不愿做一个孤独的反对者。你的故事逼著他们面对这一点，这才是最残忍的地方。”

理察端著酒杯，没有接话。

赫尔岑走到他面前，把那叠皱巴巴的稿纸郑重地放在他手上。

“理察，这本书应该出版。”

“出版？”

“对，出版，”赫尔岑的语气不容置疑，“不只是为了奥地利人，也是为了俄国人，为了所有那些在沉默中旁观的人。这本书虽然写的是波希米亚的小镇，但它说的每一句话都適用於圣彼得堡的法庭、巴黎的沙龙、和伦敦的议会之中。”

他看著理察的眼睛。

“你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