聋老太太一夜没睡。

何雨柱那句话像根刺，扎在她心口，拔不出来。翻来覆去地琢磨，越想越怕。那小子到底知道多少？是隨口诈她，还是真掌握了什么？

天蒙蒙亮她就起了，坐在炕上盯著那张烈属证发呆。

证是真的。纸是真的，章子是真的，连字跡都是真的。可证上的人不是她儿子。

那还是民国时候的事儿了。她在山东乡下守寡，日子过不下去，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伤兵。那伤兵快不行了，临死前把一张烈属证和一张照片塞给她，说这些东西值五块大洋。她咬咬牙，卖了娘家陪嫁的银鐲子，把证和照片买了下来。

那时候兵荒马乱的，谁还查这个？她改头换面，冒名顶替，一路辗转来了北京。凭著这张证落了户，成了五保户，几十年的吃喝拉撒全指著这张纸。

她隱藏得太好了。几十年过去，连她自己有时候都觉得，那照片里的年轻人真是她儿子。每次装聋的时候，她就盯著那张照片看，看著看著就信以为真了。

可何雨柱是怎么看出来的？

那小子才十八岁。她在这个院里装聋卖傻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呢。

聋老太太攥著烈属证，手心里全是汗。

她得探个底。何雨柱到底知道多少，必须弄清楚。要不然她睡不踏实，吃不香甜，这辈子就毁在这小子手里了。

何雨柱正在中院打水。

深秋的早晨，水龙头里的水冰凉刺骨。他把水桶接满，提起来往家走，一转身就看见聋老太太站在身后。

她没拄拐棍，背也没那么驼了，站得笔直，一双三角眼死死盯著他。

何雨柱把水桶放下：“老太太，起这么早？”

聋老太太往前走了两步，站在他面前。她比何雨柱矮两个头，仰著脸看他，但那眼神里没有半点老態，全是狠劲。

“何雨柱，”她的声音压得很低，沙哑得像砂纸磨木头，“昨晚你说的那句话，什么意思？”

何雨柱一脸茫然：“哪句话？”

“別跟我装糊涂！”聋老太太急了，一把抓住他的袖子，“就是那句……那句关於烈属证的话！”

何雨柱低头看著她，脸上的茫然慢慢消退，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表情。

“哦，”他说，“那句话啊。”

“对！”聋老太太的手在发抖，“你什么意思？”

何雨柱左右看了看。中院已经有几家开门了，刘婶端著尿盆出来，王嫂在晾衣服。他弯腰提起水桶，朝聋老太太偏了偏头。

“老太太，这儿人多。您要是真想聊，上您屋去？”

聋老太太求之不得：“走！”

她转身就往后院走，步子迈得比年轻人还快。何雨柱跟在后面，嘴角微微一动。

鱼儿上鉤了。

进了屋，聋老太太把门閂插上。

何雨柱把水桶放在墙角，自己拉过一把破椅子坐下，蹺起二郎腿，从兜里摸出菸捲，慢悠悠地点上。

聋老太太站在他对面，三角眼一眨不眨地盯著他。

“说吧，”她说，“你到底知道什么？”

何雨柱抽了口烟，吐出一个烟圈，看著它慢慢散去。

“老太太，”他说，“您那张烈属证，上面写的烈士叫什么名字？”

聋老太太的脸色唰地变了：“你……你怎么知道上面有名字？”

“我还知道更多呢。”何雨柱把菸捲在椅腿上敲了敲，灰落在地上，“烈士叫王德山，山东临沂人，1942年在台儿庄战役中牺牲，享年二十二岁。”

聋老太太的腿开始发软。她扶著炕沿，慢慢坐下。

“您冒名顶替了他的母亲，”何雨柱继续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拿著他的烈属证和照片，跑到北京装孤寡老人。一装就是三十多年。”

“你……你胡说！”聋老太太的声音在发抖，“你血口喷人！”

“我是不是胡说，您心里清楚。”何雨柱把菸捲叼在嘴里，“老太太，我给您数数。”

他伸出手指，一个一个地掰：“第一，您屋里的那张烈士照片，相框崭新崭新，照片却发黄髮旧。新框配旧照，这本身就说不通。一个真把儿子照片当宝贝的母亲，会捨得把旧照片镶进新框里？不应该是从头到尾都原样供著吗？”

聋老太太的脸色从白变青。

“第二，”何雨柱伸出第二根手指，“您的岁数。您说自己七十了，可您手脚利落、眼神好使、记性也不错。七十岁的老太太，大半夜还能光著脚走路不出声？七十岁的老太太，能天天在院里转悠三四个钟头不喊累？”

聋老太太的嘴角抽搐了一下。

“第三，”何雨柱伸出第三根手指，“您那个』儿子』。您说他1942年牺牲的，可您连他小时候的事都说不上来。院里人问起，您就装聋打岔。一次两次就算了，几十年都这样，那就不是伤心，是心虚。”

他站起身，走到炕头前，盯著墙上那张照片看了一会儿。

“第四，也是最要紧的。”何雨柱转过身，看著聋老太太，“您这屋子里，从来没有一样您儿子留下的东西。没有他小时候的衣服，没有他写的信，没有他用过的物件。就一张照片一张证，別的什么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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