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月前，越间彻给过虞盼娣一颗糖。

虞盼娣为它挨了一顿打。

越间彻刚到秦岭时，脸上带著笑。

车从长安出来，越过一段又一段山路，越往里走，手机信號越差。九月的山里不热，雨却多，雾掛在坡上的核桃树和板栗树之间，潮得人领口发粘。

越老爷子的老房子在村尾，青瓦，白墙，木门槛被岁月磨得发亮。屋后有竹林，屋前有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往下走是河沟，再远一点，是一片收过半的玉米地。

司机帮他提行李，他对司机说谢谢。村里来瞧热闹的人夸他有礼貌，他也笑，喊叔叔婶婶，声音乾净温和。

只有越老爷子知道，他笑得越好，心里越烦。

老房子提前打扫过，被褥全是新的，水电也检修过。村里人说越老爷子是让孙子回来吃苦，越间彻听见了，只觉得荒唐。要吃苦不会有人提前把热水器和空调装好，也不会有人把感冒药、胃药、香薰摆满一抽屉，更不会有县里的领导亲自迎接。

他所谓的吃苦，不过是没有稳定网络，没有琴房和电脑，没有隨叫隨到的保姆。

已经足够烦。

高二开学没多久，学校里出了事。新来的年轻音乐老师被辞退，越间彻被叫家长。校方说得含蓄，什么师德，什么影响，什么有悖伦常。越间彻坐在办公室里，没辩解，也没认错。

老师走了。

他还在。

越老爷子气得当晚就把他带上车，说：“去山里住一个月。吃点苦，知道人该怎么活。”

越间彻没有反抗。

反抗没用。他从小就知道，越家人说话算话，尤其是爷爷。

山里吃饭早。第一顿是浆水面，凉拌土豆丝，还有一盘腊肉。越老爷子吃得很香，越间彻夹了两筷子，放下。他不是不能吃苦，只是觉得没必要。

第二天下午，他在屋后看见虞盼娣。

她背著一筐猪草，从坡上下来。人瘦得很，旧裤子短了一截，露出脚踝，脚上是一双不合脚的胶鞋。她走得急，筐沿磨著肩，汗从鬢角往下淌，在灰扑扑的脸上衝出两道浅痕。

同一条路上，几个小孩放学回来。虞昭祖走在最前面，书包掛在胸前，校服外套敞著，手里拿半根烤红薯。他看见虞盼娣，没有叫姐姐，只把吃剩的红薯皮往她筐里一扔。

虞盼娣停都没停，继续往前走。

越间彻看著这一幕，觉得新鲜。

他在城里见过很多不公平。不公平通常被包装得很好看，分数，名额，背景，推荐信。这里的不公平连包装都没有，像猪草一样湿淋淋摊在筐里。

越间彻坐在石阶上，手里拿著一颗糖。

那是他从城里带来的。海盐柠檬味，包装纸亮晶晶的，和这座村子不太相干。

虞盼娣经过时，停了一下。她不是看他，是看糖。

越间彻注意到了。

他把糖放在旁边的磨盘上，笑著说：“给你。”

虞盼娣没动。

他又说：“只给你。”

她这才慢慢伸手，动作很轻，像怕磨盘咬人。指甲缝里全是黑泥，手背上有细小的口子。越间彻看著她的手，心里掠过一点不適，面上却还是笑。

“吃过吗？”他问。

虞盼娣摇头。

她不会剥糖纸，捏了半天。越间彻没有帮她，只用下巴点了一下：“从这儿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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