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於弓马，火器的不稳定性堪称致命短板，其根源可归结为三大技术瓶颈：

一、材料工艺局限受限於明初铸铁技术的原始性，手銃与火炮的铸造工艺存在显著缺陷，炮身壁厚不均、沙眼密布，导致炸膛风险极高。

例如即將发生的洪武五年北伐，明军碗口銃炸膛率约百分之十五。

《明太祖实录》更是记载“銃裂伤卒。”

二、火药配比粗糙洪武年间虽制定了“硝七硫二炭一”的官方配比標准，但受限於手工研磨与混合工艺，实际火药颗粒粗细不均、燃速波动极大。

对比同时期蒙古骑兵每分钟八发的弓箭射速，火銃不仅射速仅每分钟两发，更因哑火率居高不下，常陷入“临阵难发”的尷尬境地。

三、环境適应性极差火器对战场环境堪称“挑剔”。

雨天：火药易吸湿受潮，火绳枪无法点燃，火炮哑火率飆升。

风沙天：沙尘极易堵塞銃管，需频繁清理维护，貽误战机。

复杂地形：火銃手对射击阵地平整度要求高，机动性远逊於骑兵。

正是因为这些技术桎梏，使得明初火器虽展现出顛覆性潜力，却始终难以在实战中完全替代弓马。

不过，火器虽存稳定性短板，却已在关键战役中崭露锋芒。

以洪武三年，也就是今年的沈儿峪之战为例，王保保亲率骑兵发起衝锋时，明军以“火銃齐射+战车屏障”的战术组合构筑防线。

前排火銃手依託战车形成移动掩体，在近距离倾泻弹雨，后排弓兵趁势补射，竟將蒙古铁骑的衝击力硬生生瓦解。

此役之后，朱元璋敏锐意识到火器的战略价值，遂詔令“火器与弓马並重，各取其长”，並著令筹备“兵仗局”专项攻关火药提纯工艺。

隨后，歷经数十年技术叠代，至永乐朝时，明军火器性能已实现质的飞跃：哑火率从洪武年间的百分之十五骤降至百分之五以下。

《武备志》更以“永乐大銃、百发九五”盛讚其可靠性。

所以，即便朱元璋出身底层带有小农思维局限，却仍能洞见火器的顛覆性潜力。

他深知，技术初期的缺陷不过是暂时桎梏，一旦突破瓶颈，这类热兵器必成战场规则的改写者。

光是这一点，就是那些建奴永远都想不明白的。

毕竟，纵便时光流转数百年，直至清朝末期，清军竟仍在使用明代技术的红衣大炮。

这种以十七世纪火器对抗十九世纪列强坚船利炮的荒诞场景，实则源自乾隆“骑射乃满洲根本，火器不过奇技淫巧”的諭旨。

而当西方列强正以工业革命为引擎推动军事技术狂飆突进时，清廷却沉醉於“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仍將火器视为“奇技”束之高阁，抱守弓马旧制不肯革新。

正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痛心疾呼：“器利不如人，而犹抱残守缺，岂非自取败亡？”

这句话道破了清廷落后挨打的本质，当技术代差已如鸿沟般不可逾越，仍固守传统军事体系，最终只能在列强的炮火中吞下闭门造车的苦果。

而从明初火器的前瞻布局，到清末的故步自封，这段跨越数百年的军事技术史，恰似一面明镜，映照出开放革新与保守僵化两种態度带来的迥异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