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鹤林高估了一件事，就是外国人对驻在国事务的配合度。

在他看来，为捉拿通缉犯而全城搜捕既正义又正当，在这个名目下，警保人员在街上随机拦下一个中国人，对方都会老老实实任由检查。但是对于英国、美国、加拿大、比利时……人，他们则是觉得自己的私人领域正在被侵犯。

盘查行动刚开始两天，除了少数南美和亚洲国家，一众西方国家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已经对出城公路、码头、机场的所谓安全检查，从不胜其扰演变为坚决抵制了。从他们的视角，自己只是想去上海过个周末、送孩子去香港上学，或是因为对国共交战不看好，以防万一先运一部分家当回自己国家，凭什么接受你们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打扰我的日常生活？

就连那位“中国人民的朋友”司徒雷登先生，也亲自打电话到外交部，为自己下属同事受到的骚扰抗议。不过，他说的话就比不少欧洲同行有水平多了：“仅仅为了一个人，就在首都这样草木皆兵，恐贵政府之威信权力不仅在国内，在国际上也要低落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完全是站在国民政府的角度，又将负面的影响渲染得足够到位。

八月十一日中午，李鹤林沉着脸从国防部长办公室出来，任少白却暗自肯定，彭永成的计划正在奏效——

煽动外国驻华人员的抗议，让外交部出面施压，要求全面放松检查。这是第一步。

但是，以李鹤林的性格，他肯定已经算到了下一步：这就是共党的计策，因此越在这种时候，就越不能顺其心意，就越觉得韩圭璋的转移跟外国使馆有关。这个方向刚确立的时候，李鹤林原本还只有五分信，现在就有八分了。

而任少白的作用，是填补上剩余的两分。

“老师，我有个想法。”出于习惯，和一点对李鹤林心思的揣测，作为其秘书的任少白仍然以学生而不是下属自居。

“你说。” 李鹤林道。

“不能放弃原本的思路，不然可能正中韩圭璋下怀，当我们放松了检查的时候，就是他出逃的最好机会。”

“你是这样想的？”

“是，老师。难道您不这样认为吗？”

李鹤林的表情稍缓和一点，任少白的揣测也正中了他的下怀。

因为常年身处趋炎附势的办公室氛围里，李鹤林工作中一大组成部分，就是妥协。如果他不那么做，就会不断被上司提醒，要退一步、要考虑到影响，尤其是考虑到领袖的面子。而他也只能次次点头称是。

就像刚刚，在部长办公室，即便觉得上层对于各国使馆的退让只会让这帮外国人在中华民国的国土上更加趾高气昂，但有厅长在一旁认错保证，他也不能越俎代庖，提出任何异见了。

这些其实都不符合李鹤林对自己的设想的。他自恃比国防部里大多数人要头脑清醒、品格高尚，时不时做出违背内心之选择则是官僚体制内不得不为之，他觉得，自己已经比大多数人坚守得更久了——那些曾经跟他一样心怀三民主义信仰的人。“出淤泥而不染”这话说出来就俗了，但每每能被人称作“老师”，又会让他短暂产生他的确与这个系统的其他人不同的幻象，而获得一些安慰。尽管他也知道，是自我安慰。

但无论如何，被学生一直敬重的感觉很好，而且这个学生还能如此想他所想——

“过去两天，我们的人寄希望于在机场港口查到假护照，结果就连一个过期护照都没有。这或许就是共党的策略，设下很多幌子，用来混淆视线。”

“关于那个‘高玉’，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沈彤在评事街照相馆发现的第一个伪造外国护照的人，也是国防部初步确定这个调查方向的起点，然而却在事后甩掉了跟踪，并且她那本护照也都还没有出现在任何出城地点。

“可能就是在等待我们放松检查的时机。”

李鹤林摇了摇头，道：“其实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包括她在内，那些被盗的外国证件，有没有可能不是为了让人出城，而是把人弄进城？”

“您是说……偷护照的人，不是要使用护照的人？但是，怎么解释照片呢？”

“检查人员在检查证件的时候，总是先看面前的这个人，这个人的脸会形成先入为主的印象，然后再看照片，便是从照片中找相同而非找不同。因此，只要护照持有者跟照片上的人有几分相似，就并不难通过检查。这还是检查人员都熟悉的中国人的脸，如果是外国人的话，就更难分辨了。”

即便带着误导的目标，但听完李鹤林的推论后，任少白还是暗暗佩服，他比自己预估得还要敏锐，已经提前算计到了第三步。

“你去查最近有没有什么外国团体要来南京，考察团、交响乐队、新闻记者……这些人就是我们下一步的监控目标。”

彭永成之前说，要骗过李鹤林这样的谍报老手，就不能只是骗，而是给他真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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