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2月中旬。

冬日的柏林，阴冷潮湿，铅灰色的天空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对於约翰·拉贝来说，这种压抑不仅来自天气，更源於他自身的处境。

自1938年从金陵返回后，这位西门子公司驻华代表、曾经的金陵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就仿佛从英雄变成了麻烦。

他带回来的，不仅仅是疲惫的身心，还有详实记录鬼子在金陵暴行的日记、照片和胶片。

他天真地以为，將这些证据公之於眾，就能唤起国际社会的良知，制止暴行。

然而，他错了。

盖世太保找上了门。审讯、警告、威胁接踵而至。

他被严厉禁止再公开谈论“金陵事件”，所有辛苦保存下来的证据材料被强行没收。

他在西门子的工作虽然得以保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他多年的服务和公司高层的某种庇护，但他已被视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处於严密的监视之下。

言论自由、行动自由，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他就像一只被折断了翅膀的鸟，被困在笼子里，內心充满了无力、愤懣和对东方那些他曾尽力庇护的人们深深的担忧。

这天下午，拉贝正在西门子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处理枯燥的文件，內心却思绪万千。桌上的电话突然尖锐地响起，打断了他的沉思。

他拿起听筒，一个冰冷而公式化的声音传来：“是约翰·拉贝先生吗？这里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威廉·凯特尔元帅要见你。请立即到本德勒大街的统帅部大楼来。”

拉贝的心猛地一沉。凯特尔元帅？国防军最高统帅部长官，小鬍子最亲信的將领之一？这样的大人物，为何要见他这样一个已被边缘化的商人？

一股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

是盖世太保又找到了什么新罪证？还是因为自己私下里对朋友偶尔流露出的对纳粹政策的不满被揭发了？那也不应该是凯尔特元帅见自己啊？

他不敢怠慢，整理了一下衣著，怀著忐忑不安的心情，乘车前往。

经过层层严格的盘查和通报，拉贝被一名面无表情的副官引领著，穿过长长的、铺著厚地毯的走廊，最终来到一扇厚重的橡木大门前。

副官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进来。”

门被推开，一间宽敞、装修奢华却透著冷峻的办公室呈现在眼前。

威廉·凯特尔元帅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没有穿外套，只穿著熨帖的军便服，领口缀著元帅肩章。

他並没有抬头，正专注地看著桌上的一份文件。

副官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关上了门。办公室里只剩下拉贝和凯特尔，空气仿佛凝固了。

拉贝静静地站著，能清晰地听到自己心臟跳动的声音。几分钟的沉默，漫长得如同几个世纪。

终於，凯特尔放下了手中的文件，抬起了头。他的目光锐利如鹰隼，直接射向拉贝，仿佛要穿透他的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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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贝先生，”凯特尔开口了，声音平稳，却带著不容置疑的威严，“请坐。”

拉贝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下，身体微微前倾，保持著恭敬的姿態。

“拉贝先生，”凯特尔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桌上，看似隨意地问道，“作为一个日耳曼人，你还爱你的祖国吗？”

这个问题直击灵魂。

拉贝几乎没有犹豫，他迎向凯特尔的目光，坦然回答：“元帅阁下，我生於此，生於此。我对日耳曼民族和这片土地的爱，从未改变。”

这是拉贝的真心话。即使对他们的暴政充满厌恶，但拉贝对祖国和民族的情感是复杂而深刻的。

凯特尔盯著他看了几秒钟，似乎在判断他话中的真偽。然后，他脸上露出一丝难以捉摸的表情，话锋突然一转：

“很好。那么，对於你在金陵的行为，你又如何解释？你拯救了数以十万计的大夏人，这在国际上为你贏得了『活菩萨』的声音。

但你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却让我们的东方盟友陷入了尷尬，也给帝国的外交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困扰。”

拉贝的心提了起来，但他没有退缩。他深吸一口气，用儘量平静的语气回答：

“元帅阁下，在金陵，我面对的不是政治或外交，而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危机。我所做的，只是一个有良知的人在那种情况下应该做的事情。拯救生命，无关国籍或政治立场。”

凯特尔静静地听著，手指轻轻敲击著桌面。出乎拉贝的意料，他並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继续深究或斥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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