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九十年代西北地区的一个小农村，在最早的记忆里，她挤在一道道让日头晒塌了脊背的黄土梁子间，梁畔戳著些没人住的窑洞黑窟窿，活似风乾千年的牙槽。

一条灰白的土路从下面的世界爬上来，穿过村口几棵满是疤痕的白杨树，给这里的人们带来生计，儘管这路硬得硌脚。

村里已经有些红砖房了，但更多的还是胡墼平房，而我家各占一间，红砖房叫大房，胡墼房叫伙房，远远看去像草筋粘住的两块土。

据我妈说，她生我时正逢大冬，雪扯絮似的下，月子坐穿了整个三九四九，家里大房那年才刚盖好，炉子都没有，房子里冷得渗人，一觉睡醒渗得人头皮疼。

我说，“那你不是在炕上坐著么。”

“那时候家里能把炕烧热都不容易么。”她吐了半片瓜子壳，“你爸天天就背著筐，可荒滩里拾柴拾粪……日子哎，慢慢也就好咧……”

这些过去的不容易，她第一次吐给我时，我五岁。

那时正值入夏，她坐在大房炕沿，肚子里怀著我妹妹，瓜子壳在唇齿间噼啪开裂，我倚著记忆里从来便有的黑炉子，心不在焉地听著，一只手抠著鼻屎，一只手不停地抽插烟筒下的风门，铁片颳得炉膛直呜咽。

我爸推开门进来，打断了我们娘俩的话头。

我妈拿起窗台上放著的拼音书，从书里取出一张摺痕很深的纸递给他。

我爸接过展开，那纸只有半张，上面有用铅笔写的字。

“杨……杨书涵？”他不確定地问了一句。

“昂。”

得到我妈的回答后，他折好纸，从裤兜里取出个旧钱包，小心翼翼地插进夹层，然后朝我下巴一扬，说了声“走”，便出了门，我麻溜地跟上去。

院子里停了一辆红白色的山叶摩托车，我认得那是髮小他爸的，说起来这小子辈分还比我大，该叫他叔，但我从来没叫过。

我爸骑摩托车捎著我，从那条灰白土路顛簸著出了村。

“爸，可哪搭？”我迎著风问了一句。

“你姨父家。”我爸回答道。

我没再多问，小时候浪门子是仅次於过年吃肉的高兴事了。

摩托车突突的吼了好长时间，我已经忘了具体有多久，只记得自己坐在后面，拽著我爸腰两边的衣服昏昏欲睡，屁股蛋子震得发麻。

在被一阵咣咣咣的拖拉机声音吵醒后，我睁眼便立刻明白已经来到了颇为热闹的乡上，而且还不是我们村的乡，因为来来往往的人大多都戴著白帽子。

路是砂石路，左右是两排砖房，还有不少铺子，门前掛著用油漆手写的招牌，有小卖部，有农机修理铺，有卖臊子麵的麵馆……偶尔还能听见两声吆喝。

我爸骑著摩托车停在了一个铺子前面，他家墙上也掛著招牌，但字是所有招牌里最工整的，只不过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那是乡派出所。

摩托车灭了火，我刚跳下来就看到姨父靠派出所墙根坐著，右腿弓起，左腿直挺挺抻在地上，旁边还立著根拐杖。

见我们到了，他一把抓住拐杖，青筋在乾瘪的手背上绷起，我爸催了我一句:“把你姨父扶一下。”

我连忙跑过去，姨父腾出一只手，沉甸甸地按在我后脖颈，这才吃力地往起挣，等他站稳，我又给他拍乾净裤子上的土。

派出所中午还没开门，我爸和姨父聊了些地里草啊，放水啊，玉米长势等之类我不感兴趣的话题，我就摆弄著姨父的拐杖打发时间。

所幸並没有等太久，来了个挎著单肩布包的公安，看上去和我爸差不多年纪。

“叔，你咋来咧？”那公安冲我姨父问候了一句。

“给娃上个户口。”姨父说著话手又搭在我脖颈上。

公安看了我和我爸一眼，嘆了口气，“哎，我滴叔呀……”他从挎包里取出钥匙开门，“走，进起说。”

进去后，我看著房间里那几张方方正正的桌子，还有上面堆满的书和材料，心里怯怯地，不敢再调皮。

姨父和公安说著话，那公安一开始有些为难，在我姨父说了一句，“啊恰恰恰恰恰恰，你再不说咧，要似別人我就不来咧，这我亲外森。”

於是，公安妥协了，给我上了户口，我也才终於明白，杨书涵原来是我的名字。

可我原本有名字的呀，不知道爸妈为啥又给我起个新名字呢？

出派出所后，我爸骑摩托车捎著我们俩来到了姨父家门口，他家住在更偏的山沟沟里，连砖房都没有，只有两间胡墼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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