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之外，军队的组织结构更是一团乱麻。在革命前，希腊正规军规模小得可怜，常备军人数不足八千，还因为经费短缺，装备和训练水平参差不齐。有次康斯坦丁去雅典郊外的军营视察，看到三个士兵对著战术地图发呆，其中一个甚至把“进攻路线”认成了“补给线路”，而能看懂现代战术图的军官，十个里未必有一个。

无奈之下，军队建设只能高度依赖民兵和志愿兵，这套从独立战爭延续下来的模式，到了 1863年，早已跟不上战爭形態的变化。

在革命后，这种情况也只是有所好转，但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军务部门的计划里，总写著“战时可从目標地区招募武装民眾”，仿佛只要有希腊人聚居的地方，就能隨手拉出一支队伍。

康斯坦丁曾问负责徵兵的军官：“这些人没经过训练，连队列都走不齐，怎么跟正规军配合？”

对方却搬出老黄历：“陛下，当年就是靠老百姓打贏的奥斯曼！他们熟悉地形，有血性就够了。”

可血性填不满装备的缺口，也补不上战术的短板。

更让康斯坦丁头疼的，是军队对列强深入骨髓的依赖。

从官员到士兵，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单靠希腊打不贏奥斯曼”，把“借大国之手”当成了唯一出路。

外交部的人天天去各国使馆走动，琢磨著怎么让英法俄在“东方问题”上跟奥斯曼闹矛盾；军械部门採购装备，优先选“列强愿意援助的型號”，哪怕英国援助的前装枪，根本不適合希腊的山地地形。

战术思想的混乱，更是压在军队身上的另一座大山。军队里的军官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独立战爭时期的老兵，头髮都白了，还坚持用当年的游击战术，觉得“打了就跑、靠地形周旋”才是取胜之道；另一派是留过洋的年轻军官，满脑子都是西欧的大规模会战模式，觉得游击战“上不了台面”，总想著模仿法军摆密集横队，搞正面衝锋。两派谁也不服谁，每次开会都能吵起来。

1863年秋，康斯坦丁亲自去色萨利驻军观摩战术演习。

负责指挥的老军官主张把士兵分散到山坡上，隱蔽起来伺机突袭“敌人”；年轻副官却坚决反对，拍著战术板说：“陛下要建设现代化军队，就得学法国！摆横队正面衝锋，这才是正规军该有的样子！”

结果衝锋的士兵刚衝出去没几步，就成了“敌人”的活靶子；隱蔽的士兵因为没接到统一指令，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出击，只能趴在草丛里看著，演习最后成了一场哭笑不得的闹剧。

演习结束后，军事顾问奥托·冯·海因里希跟在康斯坦丁身边，语气严肃地说：“陛下，您看到了。现在的希腊军队，既没发挥出游击战的灵活性，又没学到正规战的章法，成了个四不像。要是真遇上奥斯曼的正规军，这样的战术，只会让士兵白白送死。”

康斯坦丁没说话，只是看著远处收拾武器的士兵，心里沉甸甸的。因为他知道，冯·海因里希说的是实话。

而装备的“万国牌”混乱，不过是这些深层问题的外在表现。当时希腊军队的武器，真称得上“五花八门”：独立战爭时留下的滑膛枪，枪管都快磨平了，还在被用来训练新兵；英国援助的前装枪，子弹口径是14毫米，每次装弹都得用锤子敲；法国淘汰的后膛枪，口径又变了，弹药得专门从法国买；还有些从军火商手里淘来的劣质货，连膛线都没刻全，打出去的子弹能偏出老远。

夕阳透过议事厅的窗户，把军事地图染成了暖黄色。康斯坦丁拿起桌上的钢笔，在“军事改革草案”的標题下，重重画了一条横线。

他知道，1863年的希腊军队，要面对的不只是装备落后、兵员不足的问题，更是理念混乱、结构僵化、依赖他人的顽疾。

要想把这盘“烂棋”下活，就得从根上破局。

先打碎那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摒弃依赖他人的思想，才能真正建起一支能保卫希腊、实现“伟大理想”的强军。窗外的橄欖枝在风里轻轻晃动，仿佛在无声地见证，这场註定艰难的改革，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