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在四点整熄灭，像有人把世界的眨眼写进了脚本。我照例在黑里醒来，耳朵先於眼睛张开。风从楼与楼之间的缝里挤过，发出细长的风洞声，像是有人在看不见的管道里吹气。我数到十，再起身。枕边的手机仍然被我调慢一秒，那一秒在屏幕上像一粒钉子，把今天钉在昨天旁边。

下楼，门口那张告知单还在，锯齿纸边被风撩起又落下。我把指腹贴上去，纸纤维的粗糙比昨天更淡，像有人在夜里给纸上了蜡。我想起“情感分母”这个词——它不是由我发明的，可它像一只静悄悄的虫子朝我的句子里爬。分母大了，任何分子都会被除得更小。恐惧/喜悦/羞耻/悲伤，统统被一个看不见的数字平滑。

人行道上的白线泛著晨雾的湿光，把我的影子切成三段。每一段都比昨天更轻。我试著在心里回忆上一轮的重量：立柱缝里残留的温度、门后透明的气泡、鞋垫里极细的线在脚跟下摩擦出的灰，这些小小的证据像几颗砂压在心口，帮我记得疼。可今天的疼像加了水，被搅稀。

地铁口的冷气从第九级台阶开始逼近。台阶上的防滑条换了新材料，脚掌踩上去的摩擦从“沙”变成了“绒”。我在第七根立柱旁停下十三秒。垃圾桶旁的纸屑被风托起半厘米又落下，像想飞却被拽住的线头。灰夹克从反光里走来，我们的目光按剧本碰一下，像两枚硬幣在玻璃上轻轻敲一下。那一声“叮”往昔能在我胸腔里迴响两步，现在只剩半步。

站台广播响起，比平常轻。它把“请注意脚下空隙”的“隙”读得非常圆，像为了不让任何人的脚趾头有多余的颤抖。我在列车风裹住我之前，努力回忆上一次心跳加快的时刻——不是恐惧，是那种被某个细节击中的尖锐欢喜。我想起那张名为《括號》的截图，屏幕上两个空白的圆角像两只闭著的眼；我想起某个夜里的电梯在两层间停住，黑暗里有人的呼吸被挤成相同的节拍；我想起路灯熄灭后的一分钟，我把闹钟设在四点零一，让铃声像一条极细的光划过屋顶。它们都还在，只是被一个更大的分母除过，像被放进温水里的盐。

单位门口的宣传页换了主题，仍旧规整。我照例撕下一角，纸的哭声更小了，像被人隔著玻璃听。把纸角叠成三角的动作，曾经会让我心里有一枚清晰的“咔噠”；今天那枚咔噠像被海绵包起来。我开始怀疑那不是我的错觉。我在茶水间试探：他照常问“最近睡得好吗？”我把“还行吧”放在舌尖上滚动，换成“你昨晚梦见什么？”他眨眼的速度比以往慢半拍，像系统给了他一次缓衝。他说他最近很少做梦，就算做，也一醒就忘。我问他有没有忘得很乾净、像雨把玻璃擦掉样的忘。他说是，而且舒服。

舒服。这个词停在我们之间，像一个无害的圆。我看著热水在纸杯里旋转，水面没有漩涡，只有均匀的轻。我的舌头像也被这轻熨平，想说的话变成“算了”。

傍晚开会，领导提出“误差容忍”的新口径。以往这类话会在我胸腔里碰一下，像有人把金属汤匙敲在玻璃杯沿。今天杯沿是橡胶做的。我把句子拆成三段，仍旧在第二段与第三段之间留出空白，屏幕右上角照例弹出灰色提示：异常，句子未闭合。可它出现又消失的速度快了一点，像被调成適合儿童观看。我被温柔地放过。

回家的电梯里，我和三个陌生人肩並肩。以往我能感到他们的温度、汗味、一天里小心掩饰过的疲惫味道，那些味道像老旧乐器一不小心发出的真声。今天只有清洁剂的柠檬香。有人咳嗽了一下，喉咙里本该有刺的地方像被人铺上了毡。电梯门开，我们走出去，谁也没回头。我突然明白“情感分母”的实义不在於让人不再感受，而是让每一道起伏都在到达波峰前被拉回平均线。

晚上我把手掌按在门上，照例五秒，离开，再按，重复三次。掌心的热在门板上散开，不留痕。以往我会在自己的胸口听见一阵属於自己的风；今天风平。我盯著门后透明的字，它们被涂料封得更厚，旧日那个微小的气泡被新的透明覆盖了，像一只被笼住的气。它不再像先前那样闪一下。我对它说：仍在。它没有回答。

第二天，我在地铁闸机前把卡停在扫描面上多半秒。灯条先亮黄又绿，如约；身后没有人催促。以往总有谁会不耐烦地咳一声，或者鞋跟在地砖上敲一敲；今天只有风从顶棚缝里吹过的声音。我开始怀疑，不是人变了，而是所有人的“情绪敏感度”被向下调了一格。像把收音机的高频削去，人声仍旧，齿音全无。这让每一句尖锐的话都像被牙齦接住。

午休时我去河边走。水在风里被切成细丝，阳光均匀地落下去，亮得像白布。我尝试唤起一段曾经的羞耻——某次会议上被人接管了句子，那个剥离感曾让我的胃缩成一团。现在我回忆它，胃像被塞了。羞耻变成了一个词，没有在我身体里找到它的位置。我蹲下，从河堤缝里抠出一粒沙。它在我指肚上摩擦，像一粒微弱的针。我把它吹走，沙落回水泥。我起身，发现我的眼角没有湿。

第三天，我实验“加法”。既然分母被变大，我就给分子加重。我在鞋垫下加了一枚更薄的金属片，在上面刻一个更深的“—”；我把闹钟的铃声换成更尖的；我在茶水间把一次性杯子的边缘轻轻掰出一个小小的缺口，让我的唇碰上它时能有一个微小的刺；我在钱包里多塞了三角纸角，让它们在证件照的塑封上形成几何状的隆起；我在手机输入法里把“好的”换成“等一等”；我在电梯里不再站在最角落，而是站在正中央，一步也不让。

这些加法有效吗？它们確实让世界的表面起了一点毛，可我身体里的“响应”仍被一个温柔而巨大的手帕盖住。像在一个厚重的博物馆里跑步，脚下的木地板再怎么响，也只会被吸音墙和软帘子吃掉。我感到一种疲惫，这疲惫本该逼出泪，可泪腺像被拧了一圈小小的阀门，先天不足。

我开始观察別人。前台姑娘被客户指著鼻子说话，她露出一张礼貌的笑，眼角的肌肉没有抽动；楼下餐车在午高峰被推翻，汤汁溅在地上，一圈人围过来，没有谁发出第一声粗话；有人在站台摔倒，膝盖破皮，血像被水冲稀，他自己先笑，说“没事”。“没事”像是一个系统关键词，替代了所有具体的状態。它被说出口时，世界就获得了一个合法的平面。

傍晚我与灰夹克在反光里对齐。他的鞋带还是松的。我想与他说话，但嗓子眼像被塞住。我只能抬手，拇指与食指捏了捏，半毫米。他点头，表情像一张被水洗过的地图，线条都在，但没有起伏。我忽然对他的鞋带有一点愤怒——不是因为它松，而是因为它保持在一种可被接受的松。我多想看见它彻底散开，在地面拖出一条真正的线。

那晚四点零一的铃声响起，我没有去按。我想看看它能响多久。铃声在黑里舖开，又蜷回去。它的尾音比以往短。我意识到系统连我的铃声也替我考虑了。我关掉手机，把它屏幕朝下放在桌上，像把一个小小的窗扣上。

第四天，我收到一条推送：情绪健康提示已更新。我点开，页面乾净，字体细，背景白。它建议我把“过度敏感的刺激”替换为“能带来稳定心率的习惯”，建议我每晚在相同时间回顾“今日亮点”，並且推荐了一个名为“平衡呼吸”的练习：四秒吸气、四秒屏息、四秒呼气、四秒停顿。我看著那四个四，想到分母。我照做，呼吸確实变得平稳，像有人把我放在一条传送带上。可我同时想起某个葬礼的细节——曾经在火化炉旁，被推入的棺盖在金属上发出一声细小的“嗒”。那一声曾砸中我，让我肩膀发冷。现在我回想它，肩膀是温的。平稳的呼吸把记忆中的金属声也分成四等份。

我开始怀疑：他们不是通过削减，而是通过均衡来减敏。把所有音量调到同一档位，让人生像被调音台的指针整齐地排齐。你不会被刺伤，也不会被刺醒。你仍然工作、吃饭、交谈、睡觉。只是那条决定“这是我”的曲线被抹平到几乎不可见。

我做了一个更笨的实验。我买了一个小小的辣椒粉包，把它撒在自己舌尖上。我记得这个辣曾经把眼泪逼出来。现在它只让我出汗，眼眶平静。我去楼顶，在风里站了十分钟。风很大，把我的衣角吹成摺叠的白。我没有感到想哭。我在楼道的墙上用指甲轻轻划了一下，留下一个不起眼的浅痕。我把耳朵贴上去，墙另一边有水流过。我听得见流，我听不见落差。

夜里，窗台的灰积了一层。我在灰上画一条线，只画一半。半线曾让我心里空出一块距离，现在我只看到一条线的一半。我故意不擦掉它。风过来，把灰吹散，半线被拆成更细的点。我对这些点说：你们要聚起来。它们没有。我忽然觉得这个请求本身也是某种暴力：让它们承担不属於它们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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