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那些沉淀在岁月深处的碎片，便会带著潮湿的气息，爭先恐后地涌到眼前。关於母亲的那场病，具体是几岁时发生的，我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那是一个模糊而遥远的午后，阳光透过老旧的木窗欞，在泥土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空气中瀰漫著一股淡淡的、说不清是草药还是霉味的气息。母亲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呼吸急促而困难，喉咙里像是堵著一团厚厚的棉絮，每一次吸气和呼气，都伴隨著一种令人心悸的、沉闷的痰鸣声。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那或许不仅仅是生理上的痰。母亲年轻时，日子过得苦。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在那个重男轻女思想依然根深蒂固的乡村，作为一个没有生出儿子（至少在我之前有过姐姐夭折的经歷，而我是后来才有的）、性格又有些刚烈的女人，她受的委屈，恐怕比田埂上的草还要多。我常常在夜里，或者在她以为我听不到的时候，听到她低低的啜泣，或者用一种近乎绝望的语气说：“不想活了，真的不想活了……”但每当看到我们几个未成年的孩子睁著懵懂的眼睛望著她时，她又会把所有的苦涩咽下去，默默地起身，继续操持那永远也做不完的家务，下地干那永远也干不完的农活。她的隱忍，像一块巨石压在心头，久而久之，那些无处诉说的愤懣、悲伤、焦虑，便仿佛真的凝结成了有形的痰，堵在了她的喉咙，让她喘不过气。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庄稼汉，面对母亲的病，他黝黑的脸上写满了焦急和无助。他背著母亲，一步一步，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向几十里外的永川地区人民医院。那是我们能想到的、最权威的医院了。我记得父亲宽厚而佝僂的背影，母亲伏在他背上，像一片失去了生机的叶子。然而，医院的检查、打针、吃药，似乎都无法驱散母亲喉咙里的那团“顽痰”。几天下来，母亲的病情没有丝毫好转，反而因为奔波和折腾，更加虚弱。父亲只好又背著她，带著一身的疲惫和失望，回到了那个破旧却能遮风挡雨的家。

就在全家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父亲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一个“江湖医生”。说是医生，其实更像是一个走街串巷的游方郎中，背著一个半旧的药箱，里面装著些瓶瓶罐罐和说不清名字的草药。他不像医院里的医生那样穿著白大褂，神情严肃，反而带著一点隨和甚至有些吊儿郎当的笑意。他听完父亲的敘述，又简单地看了看母亲的舌苔，摸了摸脉搏，然后从他那个神秘的药箱里，取出一个小小的纸包，里面是一些白色的、带著清凉香气的粉末。他说那里面有冰片。

他的方法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他用一根乾净的棉签，蘸了些药粉，然后让母亲张开嘴，他小心翼翼地將棉签伸进母亲的咽喉部，轻轻地擦拭著。我们都屏住了呼吸，紧张地看著。奇蹟就在那一刻发生了。隨著棉签的抽出，上面竟然真的裹带出一些粘稠的、灰黑色的痰液！郎中又换了几根棉签，重复著同样的动作。慢慢地，母亲喉咙里的痰鸣声越来越小，她的呼吸也渐渐变得顺畅起来。几天后，在郎中留下的几包药粉和一些嘱咐下，母亲竟然真的好了！

从那以后，母亲的身体还算硬朗，除了偶尔会喊头痛——那头痛像是年轻时那场重病留下的影子，时不时地提醒著我们她曾经受过的苦——便再无大碍。她依旧是那个为了家庭操劳不息的母亲，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我们一个个拉扯大，送我们走出那个小村庄。

时间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早已在重庆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和一份不算显赫但还算稳定的工作。母亲也老了，2009年，阳春三月，油菜花开得正盛，金灿灿地铺满了乡间的田野。母亲那年69岁，再有几个月，就是她的七十大寿。按理说，这样的年纪，本该是儿孙绕膝、安享晚年的时候。但母亲没有养老金，农村的老人，似乎从来没有“退休”的概念，只要还能动弹，就总要找点事做。她依旧在田间地头忙碌，种著几分薄田，养著几只鸡鸭，仿佛只有泥土的芬芳和作物的生长，才能让她感到踏实。而我们，虽然心里惦记著她，但各自的生活压力也不小，並不富裕，终究没能狠下心来，强行让她停下劳作的脚步。现在想来，那或许就是一种不孝吧，一种被生活裹挟著的、无奈的不孝。

平静的日子，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打破。

那天，我正在单位上班，突然接到老家邻居打来的电话，说母亲眼睛疼得厉害，看东西模糊不清，头也痛得像是要裂开一样。我的心猛地一沉，一种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我。母亲的头痛，我们一直没太当回事，以为只是老毛病，休息一下就好了。但这次，听起来似乎格外严重。我立刻跟单位请了假，心急如焚地联繫好友苟刚。苟刚是个热心肠的人，二话不说，开著他那辆半旧的麵包车，就和我一起往老家赶。

车子在蜿蜒的乡间公路上顛簸，窗外的景物飞速倒退，我的心却像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揪著，越收越紧。赶到家时，已是下午。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我看到母亲正蜷缩在堂屋的椅子上，双手捂著额头，眉头皱成一个深深的“川”字，脸色苍白得嚇人。听到动静，她缓缓抬起头，右眼红肿著，眼神涣散，看到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却被一阵剧烈的头痛打断，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

“妈！”我快步上前，握住她冰凉的手，“怎么样？去医院！”

母亲却摇了摇头，声音微弱而固执：“不去……老毛病了，歇歇就好……去医院又要花钱……”

“钱重要还是命重要！”我急了，语气不由得重了些，“必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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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还想爭辩，但她那痛苦的样子，已经没有多少力气。我不再理会她的反对，和苟刚一起，强行將她搀扶起来，小心翼翼地扶上了车。母亲的身体很沉，也很软，像是没有了骨头。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她因为疼痛而微微颤抖。车子发动了，朝著镇上的中心卫生院驶去。我坐在母亲身边，紧紧握著她的手，心里默默祈祷著，希望只是虚惊一场。

镇中心卫生院的条件很简陋，病房是那种老式的筒子楼，墙壁有些斑驳，空气中混杂著消毒水和各种药水的味道。我们给母亲办理了住院手续，医生简单询问了病情，做了些常规检查，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是判断可能是“偏头痛”或者“眼部感染”，便开了些消炎、止痛的药水，开始给母亲输液。

最初的两天，母亲的症状没有任何缓解。依旧是前额剧痛，像有无数根钢针在扎，右眼的视力也越来越模糊，几乎看不清东西。她大部分时间都闭著眼睛，眉头紧锁，偶尔因为疼痛而发出压抑的哼声。我守在病床边，看著药液一滴滴缓慢地滴入母亲的血管，心里却越来越焦躁。这根本不对症！

“不行，这里看不好，我们去重庆！”我当机立断。

苟刚也表示赞同。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再次踏上了去重庆的路。这一次，我们直接去了cq市第二人民医院。我想起了在医院工作的好友王石，连忙给他打了电话。王石很热情，立刻帮我们联繫了超声科的一位老乡医生。老乡医生很认真，给母亲做了详细的脑部超声检查。检查结果出来，他表情凝重地告诉我们：“情况不太好，脑动脉血流有些异常，可能有血管方面的问题，建议你们儘快做个头部ct，进一步明確诊断。”

这个结果，像一块石头投入了平静的湖面，在我心里激起了层层涟漪。脑动脉异常？这意味著什么？我不敢深想。

几天后，在王石的帮助下，我们带著母亲来到了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这是重庆最权威的医院之一，掛號、排队、等候……医院里人山人海，空气中瀰漫著焦虑和不安的气息。我们排在长长的队伍里，等待著做头部ct检查。母亲坐在轮椅上，精神萎靡，头痛依旧折磨著她。

好不容易熬到中午，医院似乎要午休了，队伍暂时停滯下来。我看母亲疲惫不堪，便决定先带她回我在重庆的家休息一下，下午再过来。家离医院不算太远，短暂的休息，或许能让母亲稍微好受一点。

下午两点，我们准时回到医院。ct室门口依旧排著长龙。我们耐心地等待著，一分钟，十分钟，一个小时……时间在焦虑的等待中变得格外漫长。母亲靠在我身上，时不时地发出痛苦的呻吟。我一边安慰她，一边警惕地看著前面的队伍。中途，似乎有人想插队，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也忍不住上前理论了几句，但ct室的工作人员只是淡淡地否认，让我们遵守秩序。那一刻，我深深体会到了在大医院看病的艰难和无助。

不知道等了多久，仿佛一个世纪那么漫长，终於，广播里叫到了母亲的名字。我连忙推著轮椅，將母亲送进了ct室。厚重的铅门缓缓关上，隔绝了外面的世界，也隔绝了我的视线。我在门外焦躁地踱步，每一秒都像在煎熬。我不停地祈祷，祈祷只是虚惊一场，祈祷母亲平安无事。

检查的过程似乎很快，又似乎很慢。当铅门再次打开，母亲被推出来时，我看到她脸色更加苍白，眼神也更加疲惫。我急忙上前询问医生情况，医生只是说：“结果要等一下，你们先在外面等通知。”

等待结果的每一分钟，都是一种酷刑。我坐立不安，脑子里乱糟糟的，各种可怕的念头层出不穷。苟刚在一旁不停地安慰我，但他的安慰，在未知的恐惧面前，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终於，ct片子和报告出来了。我颤抖著手接过那张薄薄的纸，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心上。

“脑动脉瘤。”

那三个字，像三道惊雷，在我耳边轰然炸响，瞬间將我劈得晕头转向。动脉瘤！我虽然不是医生，但也听说过这个词，知道它意味著什么——那是一颗埋藏在脑子里的“定时炸弹”，隨时可能破裂，一旦破裂，后果不堪设想！

医生拿著片子，用专业的术语解释著，说动脉瘤的位置、大小，情况不容乐观。我的耳朵嗡嗡作响，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觉得天旋地转，整个世界都在摇晃。绝望，像潮水般將我淹没。

我强忍著內心的恐慌和悲痛，接过片子，扶著同样茫然无助的母亲，失魂落魄地走出了医院。阳光刺眼，街上人来人往，车水马龙，但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的脑子里，只剩下那三个字：脑动脉瘤。

我们没有在重庆停留，直接將母亲送回了老家的镇中心卫生院。或许是潜意识里觉得，回到熟悉的地方，母亲会稍微安心一些，或许，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能去哪里。

回到镇卫生院，我们將ct结果拿给医生看。医生看后，也连连摇头，说这种病他们这里治不了，建议我们还是去大医院。可是，大医院的医生已经说了，开颅手术风险极大，母亲年纪这么大，很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去，还是不去？这成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关乎生死的艰难抉择。

最终，我们还是决定，先在镇卫生院保守治疗。按照重庆那位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主要是输液，用一些扩张血管、改善循环、营养神经的药物。镇卫生院的条件有限，药品也不多，很多药都没有。我只好托在cq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的朋友，帮忙购买血塞通等药品，然后让往返於重庆和老家之间的客车司机帮忙带回来。每一次等待药品，都像是在等待救命的稻草。

於是，母亲开始了漫长的输液生涯。每天，护士都会准时来到病房，在母亲的左手腕上扎上针，安上留置针，以便第二天继续输液。冰凉的药液一滴滴输入母亲的血管，却似乎无法抵达她疼痛的根源。她额头的剧痛，依旧像跗骨之蛆，日夜折磨著她。

在医院住了几天后，母亲觉得不方便，也不习惯。我看著她在陌生的环境里，更加焦虑不安，便决定每天去医院配好药，然后带回家给她输液。家里毕竟熟悉，或许能让她放鬆一些。我买了输液架，学著护士的样子，给母亲扎针、调节滴速。起初还有些笨拙，但渐渐地，也熟练起来。

日子就在这样单调而焦虑的输液中一天天过去。母亲的病情没有任何起色，头痛依旧，视力也没有恢復。我们尝试了各种止痛药，从普通的去痛片，到效果更强一些的止痛药，一开始似乎还有点效果，但很快，母亲的身体就產生了抗药性，止痛药也失去了作用。最后，我们不得不向医生申请使用杜冷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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