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9年5月24日，上午八点，心臟外科监护室。

患婴李思思（父母给她取了这个名字，意为“思念生命的奇蹟”）术后第七天。她躺在暖箱里，身上连接著十二根管道和导线：气管插管连接著呼吸机，颈內静脉和股静脉插管输注著血管活性药物和营养液，胸壁两侧的引流管导出心包和胸腔积液，尿管记录著每小时尿量，还有心电图导联、血氧饱和度探头、有创动脉血压监测……

江屿站在暖箱旁，手里拿著听诊器。他的白大褂口袋里装著三样东西：一个放大镜（用於仔细观察伤口），一支小手电筒（检查瞳孔和口腔），还有苏晚晴昨晚塞给他的一小包枸杞——她说他最近脸色太差。

“呼吸机参数？”江屿问。

值班医生快速匯报：“simv模式，频率25次/分，潮气量15ml/kg，peep 5cmh2o，fio2 30%。血气分析：ph 7.38，pao2 85mmhg，paco2 42mmhg，乳酸1.8mmol/l。”

数据很好。经过七天的精细管理，孩子的呼吸功能已经恢復，肺动脉高压得到控制，现在是撤离呼吸机的最佳时机。

但撤机对婴儿心臟术后患者而言，是一个高风险事件。脱离正压通气后，胸腔內负压增加，静脉回心血量突然增多，可能给刚刚经歷手术的心臟带来额外负荷。如果心功能储备不足，可能会发生急性心力衰竭。

“准备撤机。”江屿做出决定，“先下调呼吸机支持，让她慢慢適应自主呼吸。”

他调整呼吸机参数，將支持频率从25次/分逐步降到15次、10次、5次……同时密切观察监护仪：心率从145次/分上升到160，但血压稳定在80/50，血氧饱和度维持在95%以上。

“动脉血气？”

“ph 7.36，pao2 80，paco2 45——可以接受。”

“好，拔管。”

江屿戴上无菌手套，准备好吸痰管和復甦囊。他先吸净气管內分泌物，然后解开固定气管插管的胶布。

“思思，我们要自己呼吸了。”他轻声说，儘管知道婴儿听不懂。

气管插管拔出瞬间，孩子发出微弱的哭声——这是好现象，说明声带功能正常，呼吸驱动存在。江屿立刻將面罩扣在她口鼻处，给予温湿化的氧气。

接下来的五分钟是关键观察期。江屿的眼睛在监护仪和婴儿之间快速移动：

呼吸频率：45次/分（稍快，但对於婴儿正常）

心率：155次/分（可接受）

血氧饱和度：93%（略降，但稳定）

呼吸做功：胸骨上窝和肋间有轻微凹陷，但无鼻翼煽动——这是代偿性呼吸，没有发展到呼吸窘迫。

“血气！”江屿下令。

一分钟后结果出来：ph 7.35，pao2 78，paco2 48。虽然二氧化碳稍高，但在可接受范围。

“成功了。”监护室里响起低低的欢呼声。

江屿长舒一口气。撤机成功，意味著孩子度过了术后第一个重大关口。接下来是拔除胸腔引流管、撤离血管活性药物、逐步恢復经口餵养……每一个步骤都像走钢丝，需要精准的判断和时机的把握。

他走到监护室外，王大山的妻子张秀英正趴在玻璃窗上往里看。七天来，这对夫妻几乎没离开过医院，晚上就睡在走廊的长椅上。

“江医生，我女儿……”张秀英的眼睛红肿，但此刻闪著希望的光。

“呼吸机撤了，她自己能呼吸了。”江屿温和地说，“这是个重要进展。如果接下来两天情况稳定，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张秀英的眼泪又涌出来，但这次是喜悦的泪水。“谢谢您，江医生……我……我不知道说什么好……”

“好好照顾她，就是最好的感谢。”江屿拍拍她的肩膀，“另外，有件事需要你们配合。”

“您说。”

“孩子术后需要长期服用几种药物：利尿剂减轻心臟负担，地高辛增强心肌收缩力，还有抗凝药预防血栓。”江屿拿出一张用药清单，“这些药需要精確剂量，每天定时服用。我会教你们怎么用注射器抽药，怎么记录出入量，怎么观察副作用。”

王大山也从长椅上站起来，用力点头：“我们学！一定好好学！”

江屿看著这对朴实的夫妻，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前世，江时安很少亲自教家属这些——他认为那是护士的工作，医生的时间应该用在“更有价值”的地方。但这一世，江屿知道，教会家属，就是给了孩子出院后活下去的最大保障。

下午三点，医生办公室。

江屿正在写术后病程记录，陈建国推门进来，脸色不太好看。

“江屿，医务科找你。”

“什么事？”

“那个tavr手术的患者家属，把医院告了。”

江屿的心沉了一下。tavr手术——就是两个月前他给那个82岁老太太做的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手术很成功，老太太术后恢復良好，一个月后甚至参加了孙女的婚礼。怎么会被告？

“具体什么情况？”

“患者术后三个月，突然发生脑卒中。”陈建国把一份病歷摔在桌上，“ct显示是多发性脑梗死。家属认为是手术中脱落的栓子造成的，要求医院赔偿200万。”

江屿快速翻阅病歷。老太太术后一直定期隨访，瓣膜功能良好，没有感染，没有血栓。但三天前，她突然出现右侧肢体无力、言语不清，急诊ct证实是脑梗死。

“做过tee（经食道超声）吗？检查瓣膜上有没有血栓？”

“做了，瓣膜乾净，没有血栓。但家属不听解释，坚持认为是手术问题。”陈建国嘆气，“医务科的意思是，不管是不是我们的责任，最好私下和解，免得影响医院声誉。”

“但如果不是我们的责任呢？”江屿抬头，“tavr术后脑卒中的发生率在3%-5%，这是已知併发症。我们术前知情同意书写得很清楚，家属也签了字。”

“理论上是的。”陈建国坐下来，揉了揉太阳穴，“但现实是，只要患者在治疗期间出问题，家属就觉得是医院的责任。而且这个患者年纪大，基础病多，就算走医疗鑑定，我们也未必能完全免责。”

这就是中国医疗的现实环境：不管医学有多少不確定性，不管疾病本身有多凶险，只要结果不好，医生和医院就要承担责任。

“医务科想怎么和解？”

“赔50万，签保密协议。”陈建国看著他，“江屿，我知道你不服气。但这是最稳妥的处理方式。你现在是医院的『明星医生』，『燎原计划』正在关键期，如果这件事闹大，对你、对科室、对医院都不好。”

江屿沉默。他知道陈建国说的是实情。医疗纠纷一旦进入公眾视野，就会变成舆论事件。媒体不会关心医学的复杂性，只会渲染“82岁老人手术后瘫痪，家属索赔200万”的標题。到时候，无论真相如何，医院的声誉都会受损。

“给我点时间，我去和家属谈。”江屿说。

“江屿，你別衝动……”

“我不是去吵架，是去沟通。”江屿站起来，“如果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认。如果不是，我也要让他们明白。”

陈建国看了他很久，最终嘆气：“去吧。但记住，无论结果如何，不要激化矛盾。”

下午四点，医院调解室。

不大的房间里坐著五个人：江屿，医务科副主任，还有患者家属三人——老太太的儿子、儿媳，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律师的年轻人。

气氛凝重。老太太的儿子赵国强，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眼睛红肿，手里紧紧攥著一份病歷复印件。

“江医生，我妈手术前还好好的，虽然心臟不好，但能走能说，生活能自理。”赵国强的声音嘶哑，“现在呢？躺在icu里，右边身体不能动，话也说不清楚。她才82岁，本来可以安享晚年……”

江屿没有打断，等他说完。

“我们知道手术有风险，”儿媳插话，“但你们术前说成功率90%以上，没说会中风啊！”

“知情同意书里写了。”医务科副主任拿出文件，“『术后可能併发症』第三条：脑血管意外，发生率3%-5%。你们签了字的。”

“那些字那么小，条款那么多，我们哪看得懂！”赵国强激动起来，“医生只说『小手术，恢復快』，我们就签了。要是知道可能中风，我们根本不会做！”

这是医疗沟通中常见的问题：医生为了取得知情同意，可能会不自觉地弱化风险；家属在焦虑和期待中，也可能只听想听的部分。

“赵先生，”江屿开口，声音平静，“首先，我对您母亲的状况感到非常难过。无论原因是什么，看到患者受苦，作为医生，我同样心痛。”

这句话让气氛稍微缓和。家属需要的不仅是解释，还有情感的认同。

“其次，我想解释一下您母亲的情况。”江屿调出手机里的影像资料，“这是她术前的颈动脉超声——双侧颈动脉都有斑块，最严重的狭窄达到70%。这是她术前头颅磁共振——已经有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只是没有症状。”

他把图像展示给家属看：“也就是说，在手术前，您母亲就已经是脑卒中的高危人群。她的血管就像老旧的水管，里面锈跡斑斑，隨时可能脱落堵塞。”

“那为什么还要做手术？”律师模样的年轻人问。

“因为不做手术的风险更大。”江屿调出心臟超声，“主动脉瓣严重狭窄，隨时可能发生猝死。而且她已经出现心衰症状——夜间不能平臥，双下肢水肿。如果不开通这个『阀门』，她可能活不过半年。”

他展示了两条路：“第一条路：做手术，开通主动脉瓣，改善心功能，但术中术后可能触发脑血管事件。第二条路：不做手术，短期內不会中风，但会逐渐心衰，最终死於心臟病。”

房间里安静下来。家属开始理解这个两难选择。

“那……中风就不可避免吗？”赵国强的声音低了很多。

“不是不可避免，是风险存在。”江屿诚实地回答，“我们在手术中採取了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全身肝素化抗凝，输送系统全程在x光监视下，释放瓣膜前彻底排气……但有些风险无法完全消除。就像开车，系安全带、遵守交规可以降低事故概率，但不能保证绝对不出事。”

他顿了顿，继续说：“您母亲的情况，医学上称为『隱匿性栓塞源』。可能是术中脱落的微小钙化碎片，可能是术后新形成的微血栓，也可能是她自身血管的斑块在不相关的时间点脱落。很难確定具体原因。”

“那你们就没责任吗？”儿媳问。

“如果我们在操作中有失误，比如瓣膜释放位置不当导致血栓形成，或者抗凝管理不到位，那我们一定负责。”江屿直视他们，“但目前的检查显示，瓣膜位置完美，没有血栓，抗凝指標在目標范围。所以从医学角度，这很可能是一个难以避免的併发症。”

医务科副主任適时补充：“当然，作为医院，我们理解家属的心情。虽然从法律和医学角度，我们可能没有责任，但从人道主义角度，我们愿意给予一定的经济补偿，帮助您母亲后续的康復治疗。”

这是医院的標准处理流程：不承认责任，但给予补偿，换取和解。

赵国强低著头，手指捏著病歷，纸张发出细碎的响声。许久，他抬头，眼睛里有血丝：“江医生，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要说实话。”

“您问。”

“如果躺在那里的是你母亲，你会让她做这个手术吗？”

这个问题很尖锐，也很真实。医务科副主任想说什么，被江屿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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