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习小组第一次活动，就在王老师家那间简陋的堂屋。

统共来了七个人。

除了陆怀民和晓梅，还有三个插队的知青——两个上海来的，一个首都来的，都在村里待了四五年了。

另外两个是村里读完高中的年轻人，一个在队里当记分员，一个在小学代课。

两张方桌拼在一起，大家挤坐在四周。煤油灯不够亮，王老师又点起几截蜡烛。

陈卫东站在前面，手里拿著粉笔，却没有黑板。

他想了想，转身从灶膛里摸出一块烧黑的木炭，在墙上刷过石灰的地方写起来。

“同志们，”他转过身，声音有些激动，“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是因为一个好消息：中断了十年的高考，就要恢復了！”

屋里很安静，只有蜡烛燃烧的噼啪声。

“我知道，大家白天下地已经很累了。我知道，很多人家境困难，买不起书，交不起报名费。我也知道，有人会说，咱们农村人考什么大学，面朝黄土背朝天，老老实实种地，才是本分。”

陈卫东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个人的脸。

“但我想说，知识不是城里人的专利，改变命运的机会，属於每一个中国人。现在机会来了，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也要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一个上海知青站了起来。他叫李文斌，戴著一副断了腿、用胶布缠著的眼镜。

“陈老师，”他的声音有些哽咽，“我……我已经五年没碰过书了。我爸妈都是教师，他们临走前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上大学。可是这些年，我差点连字都快忘了怎么写了……”

他说不下去了，摘下眼镜，用力抹著眼睛。

那个首都知青赵援朝接著说：

“我插队的时候带了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后来要求上交，但我还是偷偷留了这么几页，”

他说：“那几页，我一直留著。有时候晚上睡不著，就拿出来看看……总觉得，字还在，书就还在，家就还在。”

赵援朝说著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层层打开，里面是几片残破的纸，上面印著模糊的字跡。

陆怀民看著这一切，心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

前世他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时，看到过关於1977年高考的数据，但那些冷冰冰的数字，远不如眼前这些鲜活的面孔来得震撼。

这是被耽误的一代，但这群被时代裹挟的普通人，在最贫瘠的土壤里依然渴望开花结果。

“大家別灰心。”陈卫东深吸一口气，“从今儿起，咱们一块儿复习。我教数学和物理，王老师教语文和政治。咱们互相搀扶著，互相鼓著劲，成不成？”

“好！”七个人的声音匯在一起，不大，却坚定。

陆怀民这时开口道：

“其实咱们都有底子，忘了，捡起来就是。我有个想法——咱咱们別一页页从头啃书，那样太慢。不如先把每科最要紧的公式、定理，像捋线头一样捋出来，背熟了、扎根了，再回头做题。遇到卡壳的，就知道该往哪儿找补。”

这法子，在后世叫“框架式学习”。但在1977年的乡下，听著格外新鲜。

陈卫东想了想，点头：“有道理！就像盖房子，先立柱搭梁，再砌砖铺瓦。”

“那……怎么整理呢？”晓梅小声问。

陆怀民拿起铅笔，在草纸上边画边说：

“比方说数学，核心就几大块：代数、几何、三角函数。代数里关键是方程和函数，几何里重点是三角形和圆……”

他开始在草纸上画思维导图——当然，他画得很朴素，只是一个简单的树状图。但即便如此，这种系统化的梳理方式，还是让在场的人眼前一亮。

“这个好！”李文斌凑近细看，“心里一下子就有谱了。”

“怀民，”陈卫东看著他，有些惊讶，“你这是……自己想的？”

陆怀民坦然道：“不是。以前在镇上书店翻旧杂誌，看到有文章介绍苏联的学习方法，就记住了。”

这是真话——他前世確实在文献里看过苏联教育方法的研究。只不过那是几十年后的事。

陈卫东不疑有他，反而更加欣赏：“果然，爱学习的人到哪里都能找到方法。”

那天晚上，大家按照陆怀民的方法，开始梳理各科知识框架。

煤油灯燃尽了一盏，又添上一盏。

墙上的影子隨著火光摇曳，长长短短，像一群在知识的迷宫中摸索的旅人。

陆怀民穿梭在他们中间，解答问题，指点思路。

他小心地控制著自己的“水平”：太简单的题，他装作思考一会儿再解；有难度的题，他引导对方一步步推导，而不是直接给出答案。

只有在没人注意时，他会快速翻过书页，目光扫过那些早已熟记於心的公式，然后合上书，继续扮演那个“刚刚开窍”的农村青年。

活动结束已是深夜。

陆怀民送陈卫东到村口。

月光很好，把土路照得发白。

“怀民，”陈卫东推著自行车，忽然说：

“你知道吗？我父亲去世前，还在坚持写他未完成的论文，写他想教给学生的话。”

他停住脚步，抬头看月亮。

“后来他走的时候，手中还拿著笔。我母亲说，他最后一句话是：告诉卫东，书要读下去。”

陆怀民默然，只觉夜风微凉，拂过脸颊。

“所以你看，”陈卫东转过头，眼镜片在月光下反著光，“我们读书，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那些没能读到书的人，为了那些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人。”

陆怀民喉头动了动，终究没说出什么。

“怀民，”陈卫东突然话头一转，“你想过没，要是真考上了，往后学啥？”

陆怀民顿了顿。

前世他在农技站一直干到四十多岁，通过自学拿到了在职研究生学歷，捣鼓出好些专利，最后评上了高级工程师，调到省里的农职院当教授，没过几年就退休了。

现在是1977年，国家百废待兴，最需要的是什么？

“可能……工科吧。”他说，“国家要建设，需要工程师。”

“我也是这么想的。”陈卫东点头，却又道：

“但我父亲生前说，一个国家，不能只有技术，还要有人文精神。他说，什么时候我们既有强大的工业，又有繁荣的文化，那才叫真正站起来了。”

陆怀民看著月光下陈卫东认真的侧脸，忽然想起前世看过的一段史料：

1977年高考，文科和理科的报考比例大约是3:7。

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实用”的理工科，那意味著更稳妥的饭碗，更直接的报国路径。

“也许，”陆怀民轻声说，“我们可以都选。有人造机器，也有人去塑灵魂。”

陈卫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你说得对。好了，快回去吧，明天还要下地。”

他骑上自行车，身影消失在月色里。

陆怀民站在村口，久久不动。

夜风带著稻穀的清香拂过面颊，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更远处是连绵的稻田，在月光下泛著银灰色的光。

他想起前世看过的一首诗，是诗人食指写的诗《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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