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些都是从史料之中抠出来的说法而已。

当年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立的“考古学会”，简章说得好听，但只是停留在字面之上，属於光喊口號，没法落地。

实际上，马衡时期的北大考古研究室並没有弄出什么像样的学术成果。

其实，多学科的研究，並非只有北大国学门在倡导。

当年李济先生也在倡导。

比如，1926年，西阴村遗址出土半个蚕茧，他就专门请生物学者刘崇帮忙。

1929年为了研究殷墟出土陶质化学成分，他就曾经委託中研院地质所的李毅对各种陶片標本进行化验；

1931年春季在安阳出土较大型青铜器，便通过协和医学院的步达生找到英国皇家科学工业学院採矿业教授哈罗，而哈罗就是欧洲矿业界的权威，曾分析过许多埃及的铜器。

不仅如此，殷墟出土的各种动物骨骼，李济也向新生代研究室的杨钟健和德日进求助。

甚至抗战期间，李济还弄了一个简陋的实验室做陶器比重吸水率研究，坚持运用物理观察和化学分析的方法处理殷墟陶器，对陶器原料的品质做了分析。

另外，李济还对金属標本进行金相分析、地貌分析等。

从李济的种种处理出土遗物的方法，就可以看得出来。

早在民国时期，考古人就开始利用科技研究考古学问题。

然而，这位“中国考古学之父”因为1948年押运文物赴台，使大陆对他学术思想的研究直接被视为禁区。

实际上，大陆这边对李济態度，也经歷各个阶段的。

比如，早期考古所成立，一直希望他返回大陆担任所长，因此，首任所长就空出来，甚至一度由郑振鐸先生兼任，结果，李济一直到1979年去世，都没有返回大陆。

因此，在他去世之前，大陆考古学史相关文章，都主动忽略他的存在。

苏亦也不会在这个时候，主动提及李济。

然而，对方作为中国科学考古的奠基者，苏亦不能提，又要追溯歷史？只能提民国时期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

甚至，有好多东西，没法展开。

比如，民国时期北大考古学会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合组的东方考古学协会。

有一些学者认为该团体促使了中国旧式金石学加速向近代考古学的转化，对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创建產生了巨大的影响。

甚至，民国时期，北大考古学研究室起步较早却建树较少。

也与中日双方合组的东方考古学协会学术合作以失败告终有重要关係。

就是因为抗战爆发，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考古领域才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成果。

不然，北大国学门也不至於如此落魄。

苏亦为啥说这些。

无非就是想要强调，考古科技或者科技考古，本就是一件非常普遍的事情。

考古学跟自然科学的结合，由来已久。

为啥要强调这些？

在古代的话，就是所谓的“法统传承”，强调考古科技的合理化。

既然早在半个世纪前，他们北大的前辈就懂得呼吁多学科学者参与进来解决考古学问题，就说明考古科技属於正统传承，不是什么歪门邪道，那么他一个北大的晚进学人，现在採用考古科技来解决稻作起源问题，就有章可循了。

到时候，有人跑出来质疑他发掘的仙人洞遗址“万年稻作遗存”是不是真实存在的，所採用的技术，是不是经得起科学验证的时候，就有“法统可依”了。

所以说，今天的学术报告会“稻作起源与考古科技”表面上看来是两个主题，实际上就是同一个主题下的两部分。

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

就这样，苏亦从个人经歷开始讲述，然后顺便向眾人梳理一下“科技考古简史”，其中，几乎把受邀的各个单位所做的研究，都提及一遍，也算是宾主尽欢了！

其实，他的报告，讲述的內容，对於后世的学生来说，都是基础知识，然而，对於这个年代的学者来说，確实非常具有衝击力了。

仅仅是浮选法跟孢粉分析两种植物学技术在考古学上的运用，就足够让现场的眾人大开眼界，受益匪浅。

其他有名望的学者先不说，仅仅是北大考古专业77-78级这两届的学生，苏亦已经在他们的心中撒下了科技考古的种子，就等待未来在適当的时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了。

……

整场专题报告会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报告內容讲解，第二部分则是现场提问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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