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赞同的就是金石学与考古学承续说。

也正是因为赞同这个说法，他才从这个角度来回答张新的问题。

甚至，他也是这种方法的践行者。

比如梁思永先生，他本人在哈佛受到正规考古学训练的同时，也同样在梁启超的安排之下，跟隨著多位金石名家学习，因为梁启超认为研究考古学必须有传统金石学的基础。

从梁思永先生的身上，就清晰的看到，近代考古学跟传统金石学之间的融合跡象。

所以坦白的来说，苏亦回答张新的问题，提出金石学与考古学承续说的观点，对於现场的听眾来说，也是非常新颖的。

也是大家最能接受的观点。

因为这个观点，很好的契合在场学生的民族认同感，也有利的反驳考古学全盘接受西来说的观点。

实际上，真实的情况，並非苏亦说的那么简单，在民国时期，留洋回来的考古学家跟本土的金石学家，是互相看不对眼的，各自有各自的圈子，甚至为获得学科话语权，还相互抨击。

比如早期，李济等留学归来的考古学家，为了捍卫考古学科的话语权，还曾经对金石学家的学术成果进行大力批驳。

可不是苏亦口中一副和谐的场景。

甚至，当年以容庚先生为首的金石学家创建考古学社的时候，就接受梁思永为主要社员，而忽略了李济。

梁思永先生还被聘为古物陈列所和故宫博物院的审查员等，这些机构可是都是当时金石学家的大本营，完全不带李济他们玩。

为啥不带？还不是李济没有金石学的背景。

……

提问环节，持续了大半个小时。

基本上都是北大的学生提问，苏亦来回答，大部分提问者，都是托。

也有不是托的。

毕竟並非前来听报告的都是考古专业的学生，有来自歷史系其他专业的，也有来自其他院系的，除了文史哲之外，生物系、地理系也来了不少人。

大家的提问也是五花八门。

一开始苏亦还耐心讲解，下意识长篇大论。

后来扛不住了。

基本上都是长话短说。

比如就有外系的人问了很基础的问题，为啥苏亦研究稻作起源，不去研究人类起源。

显然，他们也搞不懂旧石器时期考古跟新石器时期考古有啥区別。

於是，苏亦为了让同学们有了直观的认知，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

“我个人认为，农业起源与人类起源、文明起源並称为考古学领域的三大『终极问题』，其中农业起源是划分旧新石器时代的根本標誌。再进一步来说，旧石器时期考古研究的是人类起源问题；新石器时期考古研究的农业起源问题，歷史时期考古解决的就是文明起源问题。”

当然，提问的同学也並不都是外行，比如北大生物系的学生，就被问到孢粉分析的局限性问题。

对此，苏亦给出肯定的回答，水稻花粉非常容易降解，在酸性或氧气性沉积环境中確实难以保存万年之久。

因此，他坦诚道：“所以说，我们这一次仙人洞遗址的发掘，能够通过孢粉分析鑑定出万年前的稻作遗存，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通常情况之下，应该利用浮选法寻找炭化种子或者是大化石，这些是直接证据，孢粉分析实话实说，对於环境的要求是极为苛刻的。这一点来说，河姆渡遗址的条件就成熟很多，它就是通过孢粉分析以及炭化稻粒双重证据，確定了7000年前的栽培稻！”

当然，还有人提出了一个到后世都普遍存在的问题，那就是考古是不是盗墓。

这也是现场不少人都在关注的问题。

苏亦的回答，很直接：考古不是盗墓、考古不是盗墓、考古不是盗墓。

他这个三连击，把提问的学生搞不会了。

一脸懵比，小师兄到底要干啥？

被冒犯了？

红温了？

苏亦不是复读机，说了三遍之后，他再次引用上面的话来回答。

“考古分史前考古跟歷史考古，史前考古基本上跟墓葬没有关係，那么歷史考古呢？在发掘的过程之中，有的会涉及墓葬，但它並非歷史考古的全部。因为歷史考古还有石窟寺考古、古建筑考古、城址考古等等，並非每一次的考古发掘都涉及墓葬。同样，涉及墓葬部分，也是以抢救性发掘为主，更多还是科学研究，而非以获利挖宝为主的盗墓行为，两者不能相提並论……”

其实，他的回答，很官方。

然而，这种回答，並没有能够让现场的所有同学都满意，但是，至少这是一个標准的答案了。

前世，公眾始终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考古就是官方盗墓，甚至时至今日，还有人提出考古与盗墓的区別，就是有证与无证的说法。

之所以有这样的观点，除了受到盗墓小说影视剧作品的影响，还是跟新闻学的猎奇报导有关。

同样，从某种角度来说，也跟国內大部分考古学家的“傲慢”有关。

早期，大部分学者是不屑与民眾解释这种弱智问题。

到后面自媒体大爆发时代，话语权就给別人占领了，想要解释，就需要花千百倍的精力，还没有办法扭转民眾的固有印象。

其实，把考古跟盗墓划等號的行为，由来已久，可以说，从中国近代考古学发軔至今就存在。

並非简单的一句考古不是盗墓，就可以说清楚的。

比如民国时期，安特生在甘肃发掘半山遗址墓葬的时候，就遭受当地200多名村民的围攻。

搞到后面，马衡都开始在报纸上发文《考古与迷信》来罗列社会上认为田野发掘是挖坟掘墓、破坏风水等迷信处处可见，然后各种阻挠、破坏，使得田野考古无法展开。

梁启超也在当年欢迎瑞典皇太子的致辞里面提及此事，认为中国发坟为不道德、养成风气，难以骤改，將来慢慢改变过来，则有名望的坟墓，都可以次第发掘了。

其实，不止安特生，就连李济都遇到这种困扰。

1926年，他代表清华跟毕士博签订的《山西歷史文物发掘管理办法》第一条就是：“不得破坏坟墓或纪念性遗址遗物”。

即便如此，李济的第一次山西考古进展也不顺利。

他当年为啥把西阴村遗址作为初次发掘地点，两个原因最为重要。

其一，西阴村史前不含金属器，避免挖宝的怀疑。

其二，发掘的是过去不知名的墓葬，不引人注目，减少公眾反对挖墓的意见。

可就算如此，李济跟袁復礼在西阴村遗址的发掘，还是出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