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毅英会不会也被叫去问话？会不会也被审查？会不会也被扣上一顶“泄露情报”的帽子？

他把那张纸从打字机上抽出来，窝成一团，扔在地上。

第五天，他对自己说：不管了，先写出来再说。

他咬著牙又写了一整天。写到半夜，书房里堆了一地的废稿。林婉清起来上厕所，看见书房的门缝里还透著光，推门进来，看见沈逸川靠在椅背上，两只眼睛盯著天花板，脸色灰败。

“还不睡？”

“睡不著。”

林婉清没有再劝。她从衣架上拿了一件外套，披在他身上，然后在他旁边的椅子上坐下。两个人就那么坐著，谁也没有说话。

第六天，沈逸川把那几天的稿子全部摊在桌上，从头读了一遍。

电影版的压抑虐主，电视剧版的技术难题和人物风险，两条路都是死胡同。他试图把两个版本融合，取长补短，但结果是一锅大杂烩——什么都有一点，什么都不像。

他从早上读到下午，从下午读到晚上。

晚饭的时候，林婉清看见他的脸色，什么也没问，只是把饭菜端上桌，然后把三个孩子叫到里屋去吃。

沈逸川一个人坐在餐桌前，筷子拿起来又放下。

第七天早晨，林婉清起床的时候，发现书房的门开著。

沈逸川坐在打字机前，面前的稿纸叠得整整齐齐。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没有打字。地上有一个纸篓，纸篓里塞满了碎纸——不是撕成条的那种碎，是撕成指甲盖大小的那种碎，像是要把什么东西彻底消灭掉。

“你撕了？”林婉清站在门口，声音很轻。

“撕了。”沈逸川没有回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铁板，“《风声》不能写。我想了两个版本的风声，一个太压抑，香港人接受不了。另一个涉及那些密码破译的东西，写出来也没人看得懂。还有那个女少將——”

他停了一下。

“我不能害了人家。”

林婉清走进来，站在他身后，低头看著那个纸篓。碎纸片有的带著字，有的只有半个字，横竖撇捺散落在纸篓里，像一场没有下完的雪。

“那就別写了。”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沈逸川转过身来，看著她。

“婉清，我……”

“不写了也好。”林婉清打断了他，语气里没有责备，也没有失望，“你这七天写得太苦了，我看著都心疼。歇一歇，不急。”

沈逸川深吸了一口气，从椅子上站起来。七天来第一次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咯嘣响了一声，像是生锈的合页被人强行掰开。

他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早晨的阳光哗地涌进来，刺得他眯了眯眼睛。楼下的便衣换了一个人，是个胖墩墩的中年人，正坐在长椅上啃包子。

“来，”林婉清拉著他走到客厅，把他按在沙发上，“你坐著，我跟你说个事。”

她从臥室里拿出一个牛皮纸封面的帐本，在林婉清手里已经用了好几年，边角都磨毛了。她翻开，一页一页地翻到最新的记录，然后把帐本摊在沈逸川面前。

“你看看吧。”

沈逸川低头看。林婉清的手指在数字上移动，声音不紧不慢，像是在念一封平淡的家书。

“稿费，到现在一共拿了一千一百多块。版税，《潜伏》单行本卖了两版了，结算下来是七千八百块。”她翻了翻后面一页，“总共加起来——”

她把帐本合上，看著沈逸川。

“九千七百多块。”

沈逸川愣了一下。

“这么多？”

“你以为呢？”林婉清难得地笑了一下，眼角挤出细细的纹路，“你这几个月写得连觉都不睡，稿费加版税，又没有什么大的开销。就咱们家这几口人，吃得再好也花不了多少。”

她把帐本放在茶几上，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语气认真起来。

“沈逸川，我跟你说个正经话——你现在別急著写下一本了。”

沈逸川看著她。

“九千七百块，”林婉清把那个数字又说了一遍，“就算我们现在的日子，只要不是乱花钱，足够咱们全家开开心心地过两年的开销了。两年，不是两个月。你不用像从前那样拼，不用每天写到半夜。你先歇一歇，好好想想下一本写什么。想好了再写，总比写出来又撕了好。”

沈逸川没有说话。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指尖有一下没一下地敲著裤子。

林婉清站起来，给他倒了一杯茶，放在他手边。

“我不是让你放弃写作。我只是不想让你这么累。”

她说完就进了厨房，开始准备早饭。锅碗瓢盆的声音叮叮噹噹地响起来，孩子的笑声从里屋传出来，克己在喊“妈妈我要穿那双新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