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川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手里握著那杯茶，热乎乎的，透过杯壁烫著他的掌心。

九千七百块。

两年。

他把这两个数字在心里默念了几遍。

午饭后，沈逸川一个人回到书房。

纸篓里的碎纸已经被林婉清倒掉了，打字机上的稿纸也收走了。桌面乾乾净净，连墨水瓶都盖好了盖子。只有那台打字机还摆在中间，铅字盘上的字码在午后的光线中泛著暗暗的铜光。

他在书桌前坐下，没有打开打字机，而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开始写字。

他把自己看过的所有谍战剧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潜伏》写过了。《风声》写不下去了。《悬崖》——讲的是中共地下党在偽满洲国的故事，主角是共產党，不是军统。《北平无战事》——涉及太多高层政治，写了就是找死。《偽装者》——明台是军统特工，但后来也转向了共產党。

他发现一个问题。

后世拍军统为主角的谍战剧，真不多。

要么是反面角色，要么是花瓶，要么是用来衬托中共地下党的英勇。像余则成这样以军统为背景、主角身份是军统特工、但最后转向共產党的，已经算是极少数的异类了。

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

“这不奇怪。”他自言自语，声音轻得只有自己能听见，“谁让他们是失败者呢。”

失败者的故事，怎么写都带著一股丧气。贏了的人可以尽情书写自己的辉煌，输了的人连回忆都要小心翼翼。他不想写那种“我军统少將英勇抗日”的自嗨文——那种东西，写出来连他自己都觉得假。他也不想写军统如何迫害进步人士——那种东西，写出来就成了政治宣传，不是小说。

他要写的是人。真实的人、复杂的人、有血有肉的人。余则成是，翠平是，吴敬中也是——虽然吴敬中的原型已经被他坑进了监狱。

但这样的人，还有多少可以写？

他把本子合上，站起来，走到窗边。

楼下的便衣还在，长椅旁边多了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正举著稻草靶子吆喝。几个小孩跑过来，一人买了一串，吃得满嘴糖稀。

沈逸川看著那些孩子，忽然觉得自己在书房里憋得太久了。

晚饭的时候，他对林婉清说了一句话。

“明天我去茶楼坐坐。”

林婉清夹菜的手顿了一下，看了他一眼。

“不去写东西了？”

“不写。出去走走，看看人。”沈逸川夹了一块鱼肉放进克己碗里，“灵感不是坐在家里憋出来的，是走出去撞上的。”

林婉清没有说好，也没有说不好。她只是点了点头，继续吃饭。

第二天，沈逸川真的去了茶楼。

不是从前常去的那家——那家离旧居太近了，而且他登报声明之后，那张照片被印在报纸上，保不齐有人会认出他。他选了一家在旺角的新茶楼，人多，嘈杂，谁也不认识谁。

他要了一壶普洱，一碟花生米，坐在角落里。

楼上楼下的人来来往往，有谈生意的商人，有聊天的家庭主妇，有打牌的老人，有跑堂的伙计端著茶壶穿梭其间。吵吵嚷嚷的，像是整个世界都挤在了这栋老旧的骑楼里。

沈逸川观察著这些人。

一个穿西装的年轻人对著报纸发愁，像是在找工作。一个老太太跟卖饼的小贩为了两分钱討价还价，最后小贩认输，老太太得意地拎著饼走了。两个中年人下棋，下到关键处，围观的人比下棋的人还激动。

沈逸川端起茶杯，慢慢喝。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写了那么久的谍战小说，写的都是大人物、大事件、大阴谋。余则成在天津站翻云覆雨，翠平在敌后传递情报，吴敬中在办公室里算计人心。但普通人在想什么？在做什么？在担心什么？

他不知道。

因为他从来没有认真看过他们。

这个念头像一根针，扎在他脑子里，扎得他坐不住了。

他放下茶钱，站起来，走了出去。

接下来几天，沈逸川像换了一个人。

每天早出晚归，背著林婉清给他缝的那个布袋子，装著本子和铅笔，满香港地走。今天去码头看工人卸货，明天去菜市场看主妇买菜，后天去公园看老人遛鸟。有时候蹲在路边看人下棋能看一个下午，有时候站在报摊前听人聊天能听半天。

林婉清问他：“你这是採风？”

沈逸川想了想，说：“算是吧。”

“採到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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