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第四年，徵兵令下来了。”

她说著，可那声音变了的，低沉了，沙哑了。

“他来找我，站在教员室的门口，鞠了一个很深很深的躬——腰弯下去，半天都没有直起来。”

“我问他怎么了。”

“他把徵兵令拿出来给我看。然后他笑著说——先生，我要去报效天皇陛下了。”

“他笑著的。”

这几个字从她嘴里吐出来的时候，带著一种沈既白无法准確描述的东西——不是恨，也不是怒，是一种更深的、更沉的、被压了太久的，钝重的痛。

一个教师眼睁睁看著自己的学生走上一条明知不归的路，却拦不住——那种痛，是会烂在骨头里的。

“我没有拦他。”她说，“我拦不住——徵兵令是官面上的东西，我一个教解剖学的女教师，拿什么去拦？”

“他走了。”

“头几个月还有信来。写得规规矩矩的，每一封都是先生安好开头，学生敬上结尾，字跡和他在学校里写作业一模一样的——工整，乾净，一笔一划都不马虎。”

“信里说军中的饭不好吃，说操练很辛苦，说想念仙台的樱花——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可我读了一遍又一遍。”

“后来信就少了。一个月一封，变成两个月一封，变成三个月……”

“最后一封信是去年秋天寄来的。”

他们的手互相牵著的，所以现在沈既白能感觉到的——

她的手无意识的攥紧了。

“他在信里说，他在战场上做了一件事——一件別人都不做的事。”

“什么事？”

“他救了一个敌方的伤兵。”

沈既白的呼吸猛地滯住了。

“是个中了枪倒在阵地前沿的人——对面的人，敌人——他的同僚走过去的时候都当没看见。可他蹲下来了。”

“他把自己的急救包拿出来，替那个人止血，包扎。”

“信上说——先生教过我的，人的身体构造是一样的，不管是哪一边的，骨头断了都会疼，血流干了都会死——先生教的东西，我不能忘。”

她的嗓子彻底哑了。

“这封信之后，再也没有来过。”

“两个月后，学校收到了通知。”

“通知上写——小田诚，因战场抗命、擅自救助敌军伤员，以逃兵罪论处，就地正法。”

屋子里的空气冷了下来。

沈既白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藤野严九子也不动了。

许久，她开口。

“他不是逃兵。”

“我知道。”

“他只是太善了，善到在战场上活不下去。”

这个“善”字从她嘴里吐出来，轻飘飘的，落在榻榻米上，却砸出一个极深的坑来。

善良。

一个学医的年轻人，在战场上做了一件学医的人该做的事——救人，不分敌我地救人。

然后他死了，死因是“逃兵”。

——这就是军国主义。

它不允许善良存在——因为善良的人不会杀人，不杀人的人不能打仗，不打仗的人对帝国没有用处。

没有用处的人——就该死。

“严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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