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接过体温计，对著光看了看：

“37度9，低烧。”

她又拿出压舌板：

“张嘴，说啊...”

“啊...”

我配合地张大嘴巴。

“著凉了，感冒初期症状。”

医生下了判断，低头开始写处方。

“给你开点退烧药和感冒药，回去多休息，多喝热水。”

“谢谢医生...咳咳...”

我的声音带著“感激”的虚弱。

拿著处方单去药房划价、交费、取药。

小小的塑胶袋里装著几板药片和一盒冲剂。

我拎著袋子，脚步比进来时更加“沉重”地走出门诊大楼。

傍晚的风更冷了，吹在湿冷的额发上，我打了个实实在在的哆嗦。

“妈的，烦死老子了，又得病，真麻烦。”

一个烦躁男人的声音传到我的耳朵里，这声音，有点像打电话时信號有杂音时的感觉。

听到声音的同时，一个女人抱著一个小女孩儿，小女孩儿额头上贴著退烧贴，一个男人在旁边提著书包笑眯眯地跟著，三个人从我身边擦肩而过。

“妈妈，我不要吃药药...”

小女孩儿在撒娇。

“宝贝，不吃药药病就不会好呀。”

女人哄著小女孩。

“你只要吃药药，爸爸就给你买个大娃娃好不好？”

旁边跟著的男人一脸堆笑。

“烦！烦死了！”

男人说话的同时，和那个男人一样的声音混杂著更强的信號杂音传进我的耳朵。

我的脑袋里感觉到针扎一样的刺痛，这刺痛甚至让我能清晰地知道带来刺痛的“针”“扎”在了我大脑的哪个部分。

这疼痛让我停下脚步，紧闭嘴巴缩起脖子，缓了好一会儿疼痛才散去。

刚才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我听到那个男的同时说了两句话？

不，他不是说了两句话，他说的是哄女儿的话，可是我听到的是两句，一句是他嘴里说出来的，另一句...我的精神错乱了吗？

我推著三轮车，把药袋掛在车把上，没有立刻骑上去，而是佝僂著背，显得很没力气，慢慢地推著车走了一会儿才骑上去。

回去的路上我骑得很慢，仿佛蹬车已经耗尽了力气。

在快到家最后一个路口时，我极其自然地避让一辆迎面驶过来的麵包车，顺势侧身回头看了一眼。

那辆黑色的轿车静静地停著。

车窗深黑，我能想像出里面那双审视的眼睛。

医院药袋，这副被寒风一吹几乎要缩成一团的“病容”，我居然感受到那目光里的警惕，被一丝“目標已丧失行动力”的鬆懈所取代。

推车进院，院门口收发室的大爷把头探出来：

“回来啦！”

他的耳朵有些背，说起话来声音巨大。

“回来了...”

我故意把声音压成嘶哑声。

“咋滴了没精神啊？”

看到我没精打采，大爷又吼叫般地问了一句。

我边往里走边摘下药袋晃了晃：

“去医院了...冻发烧了...”

“病了啊！回去发发汗！”

我回头对著还在吼叫的大爷感激的点了点头，心里对我自己这副“病容”很满意。

回到屋里，我没有开灯，拉上窗帘直接躺在床上，脸上那副被病痛折磨的表情瞬间褪去，只剩下紧绷后的苍白和深深的疲惫。

这时才发现后背早已被冷汗湿透，寒冷是真的，不適是真的，发烧是精心偽造的。

那袋医院开出的、货真价实的退烧药，就是我投入战场的终极烟雾弹。

电话响起，老舅告诉我，他说服了林场老板，明天让我和张大鹏一起过去。

和老舅通完电话我赶紧联繫了大鹏，让他务必明天一早四点半去技校不远的“恆源宾馆”楼下等著我。

窗外，暮色四合。

我摸出那个冰冷的黑方块，在掌心摆弄著。

短暂的鬆懈已经爭取到了。

明天，天不亮，我就必须出发。

凌晨4点。

震动的闹钟在黑暗中发出急促的嗡鸣，像一只被掐住脖子的蚊子。

我猛地睁开眼，几乎是弹坐起来，窗外漆黑一片，静待一会儿，远处传来火车汽笛的鸣叫，勾勒出北春河早晨苍凉的轮廓。

我动作轻得像猫，生怕惊醒我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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