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大茂张了张嘴，没吭声。

“柱子人是愣点，说话冲，但干活实在，肯帮忙，这是优点。”

王建国语气依旧没什么起伏。

“给我个面子都別吵了。”

“我……我错了，王处长，我嘴欠，我胡说八道！”许大茂赶紧认怂，对著傻柱和贾家方向连连作揖，“柱子哥，对不住对不住！贾大妈，秦姐，我错了，我掌嘴！”

说著还真轻轻拍了自己脸颊两下。

傻柱哼了一声，扭过头。

贾张氏还想不依不饶，被秦淮茹死死拽住。易中海见状，赶紧打圆场：“好了好了，知道错了就行。大茂，以后说话注意点！柱子，你也消消气，都是邻居。这事就过去了，都散了吧，赶紧扫房！”

一场风波，被王建国用面子的方式，暂时压了下去。

傻柱虽然气没全消，但王建国替他说话，还肯定了他，他心里舒坦了不少，对王建国投去感激的一瞥。

许大茂则灰溜溜地躲回了家，对傻柱的怨气更深了。

王建国转身往回走，心里毫无波澜。

他出面，不是替傻柱或贾家出头，只是嫌吵，想过个清静年。

许大茂那种人，嚇唬一下最管用。

至於傻柱和许大茂的梁子，根子在那儿，迟早还得爆，他懒得管，也管不了。

小年就这么过去了。

扫房的风波看似平息，但傻柱和许大茂彻底成了见面不说话的仇人。

贾家最终也没好意思让傻柱帮忙扫房，是秦淮茹下班后自己一点点弄的，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院里其他人家，在扫房这件“大事”上，也多少看出了些人情冷暖、亲疏远近。

腊月二十八，街道给困难户发年货慰问品。

每户两斤带鱼，冻得像铁棍，一斤肥肉膘，还有一张额外的“春节补助粮票”。

贾家自然在列。

当秦淮茹从街道干部手里接过东西时，眼泪又下来了，连声道谢。

贾张氏这回没骂街，盯著那肥肉膘，眼睛发亮，难得说了句：“还是政府想著咱们。”

这点年货，对贾家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能过个有点油水的年了。

院里其他人家，条件好的如王家、刘家、易家，自己也能张罗点年货；条件一般的如阎家，则要精打细算。

有了贾家这份慰问品对比，各家过年的丰俭，似乎也不再是攀比的焦点——国家都照顾最困难的了，咱们知足吧。

大年三十，终於到了。

一大早，院里就响起了零星的爆竹声——是孩子们忍不住提前放了几个小鞭。

各家都在忙著贴春联、窗花。

王老汉带著王新民，把自家门框擦得乾乾净净，贴上李秀芝从街道领回来的、印著“劳动门第春常在，勤俭人家庆有余”的红对联。

陈凤霞和儿媳李秀芝在厨房里忙活年夜饭，虽然材料有限，但也要尽力做得丰盛些：白菜猪肉馅的饺子是主角，一条红烧带鱼，一个肉片炒白菜，一个醋溜土豆丝，还有一小碟炸花生米。

对孩子们来说，这已经是极其丰盛的大餐了。

夜幕降临，各家窗户透出的昏黄灯光。

零星的鞭炮声渐渐密集起来。

吃过年夜饭，孩子们迫不及待地跑到院里，捂著耳朵，看父亲或爷爷点燃一个个小炮仗，“啪”、“啪”的响声和火药味，混合著各家飘出的饭菜香气，构成了年特有的气息。

易中海、刘海中、阎埠贵等几个老爷们，难得地聚在中院，互相递著烟，说著吉祥话，聊聊厂里、街上的事，气氛似乎比平时融洽了许多。

连贾张氏，也因著那点年货和年夜饭的油水，脸上少了些刻薄，抱著棒梗在门口看別家孩子放炮。

王建国站在自家屋门口，看著这一切。

寒风依旧刺骨，但院子里那点朦朧的暖意、喧闹的人声、闪烁的炮竹光，確实冲淡了连日来的阴鬱和尖锐。

这就是普通人年復一年、无论多难也要努力营造的“年味”，是对艰难生活的短暂逃离和慰藉。

他知道，这短暂的祥和是脆弱的。

过了年，日子照旧，矛盾仍在，算计不会停。

但此刻，他愿意让这份虚假的、短暂的温馨，多停留一会儿。

不是为了別人，是为了自己身边的孩子，为了妻子脸上那难得的、放鬆的笑意，也为了这院子里，终究还存在著的那一点点，属於“人间烟火”的、顽强的温度。

十二点的钟声似乎隱约可闻，远远近近的鞭炮声骤然热烈起来，像一阵滚过夜空的春雷。

新的一年，在瀰漫的硝烟和希望的微光中，到来了。

而四合院里的悲欢离合、算计挣扎，也必將隨之翻开新的一页。王建国深吸了一口冰冷的、带著火药味的空气，转身回屋，关上了门。

把旧岁所有的纷扰与新岁未知的风雨，都暂且关在了门外。

……

1961年的春天，来得格外迟，也格外艰难。

头年埋下的种种隱患，如同冻土下蛰伏的虫豸，被飢饿和匱乏的寒风一吹，便纷纷探出头来，將四合院本就脆弱的平衡，噬咬得千疮百孔。

报纸上的调门依旧高昂，“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號震天响，但落到每家每户的饭桌上、粮本上，却是实打实的收紧和侷促。

副食本上“暂缺”的项目越来越多，粮食定量似乎无声无息中又紧了紧，连最普通的白菜、萝卜，也成了需要早早排队、去晚了就可能空手而归的紧俏货。

一种更深沉、更广泛的焦虑，取代了去年那种还带著点喧闹和攀比的浮躁，沉甸甸地压在每个人心头。

四合院里，最先感受到这寒意变化的，是日常的烟火气。

以往早晚，各家厨房总有些动静，哪怕是简单的窝头粥菜。

如今，炊烟升起的时间似乎短了，味道也淡了，常常只有清汤寡水的气息。

孩子们放学回家，不再像从前那样迫不及待地往厨房钻，因为知道锅里多半没什么惊喜。

大人们见面，寒暄的內容也从“吃了么”这种客套，变成了更具体的、带著忧虑的打听：

“今儿粮站来棒子麵了吗？”

“听说东单菜市场半夜就有人排队了？”

“你们厂里食堂，见没见过荤腥？”

王建国家的日子，相比院里大多数人家，还算过得去。

王家是三职工，有稳定收入和粮票定量。

李秀芝精打细算，早早就在家里存了些乾货、粗粮，加上王建国有时从外地带回的一点特產，饭桌上虽不见油水，但至少能吃饱，偶尔还能见点菜色。

三个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李秀芝总是紧著他们吃，自己和老人常常只吃个半饱。

王建国看在眼里，並不多言，只是默默地將自己碗里的饭拨些给父母和妻子。这种沉默的体贴，比任何言语都让李秀芝心里发酸又温暖。

实在是不够吃的时候，王建国就把系统空间內仓库囤积的粮食逐渐捣腾出来，儘可能保密，不被任何人发现。

中院贾家的日子，就难熬得多。

秦淮茹顶替进厂后，虽然拿的是二级钳工工资，但还得从头开始学。

贾张氏没有收入，棒梗还小。

一家三口，就指著秦淮茹那点工资和厂里发的少量补助粮票过活。

粮本上的定量根本不够吃，月初还能见到点乾的，到了月底，常常就是清可见底的稀粥，就著咸菜疙瘩，或者用一点麵粉搅成糊糊。

棒梗正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纪，整天觉得肚子空落落的，眼神常常不自觉地瞟向別人家的厨房窗户，或者院里孩子偶尔拿出来的、哪怕是最粗糙的零食。

他比以前更瘦，脸色是一种不健康的黄，上课时也常常因为飢饿而精神涣散。

前院阎埠贵家，则將“算计”发挥到了新的高度。

三大爷的算盘珠子拨得更响了，每天吃什么，吃多少，都要经过精確计算，力求用最少的粮食產生最大的“饱腹感”。

他带领全家发扬“瓜菜代”精神，不仅利用窗台墙角种蒜苗、小葱，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些榆钱、槐花、野菜的种子，在更边角的地方开闢“微型菜园”。

洗碗水、淘米水都捨不得倒，要留著浇菜。

家里吃饭，严格分餐，每人定量，绝不多舀一勺。

甚至没菜吃了，就用筷子头沾上一点酱油来果腹。

阎解成、阎解放几个半大孩子，常常是放下碗还觉得饿，但不敢多说，因为三大爷会立刻搬出一套“勤俭是传家宝”、“想想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受苦人”的大道理。

这种极致的节俭，在生存压力下变成了一种扭曲的生存智慧，也让阎家与院里其他在吃食上稍微手鬆点的人家，无形中產生了隔阂——看他们那样，倒显得別人不会过日子似的。

二大爷刘海中家，表面还算维持著“领导家庭”的体面。

二大爷在厂里大小是个大锻工，偶尔能有些別人没有的“內部供应”消息。

但他好面子，不肯在吃穿上显得太寒酸，尤其怕被对门的王建国家比下去。

因此，刘家饭桌上的內容或许比阎家、贾家稍好，但刘海中心理压力很大，既要维持体面，又心疼粮食，对两个正值能吃的半大小子刘光天、刘光福的饭量颇为不满，常常在饭桌上敲打：“吃吃吃，就知道吃！现在国家有困难，要体谅！你看人家王新民兄弟，吃饭多斯文！”

弄得两个孩子既吃不饱，又憋一肚子气，对父亲和王家都暗暗生怨。